諸葛亮名垂青史的人文因素:具備三大重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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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趣話

諸葛亮名垂青史的人文因素:具備三大重要品質

歷史上,無數權傾一時的顯達人物,生前聲威赫赫朝野敬畏,身後則罵名滾滾令人不齒;也有些如過眼煙雲,生前風光八面,身後寂然無聞。一個政治家,最難能的是生前身後都受人尊敬,敵友我各方都對之交口稱讚,名垂青史,萬古留芳。諸葛亮,就是這樣一個令人尊敬的歷史名人。

諸葛亮不論是在世之時還是身歿之後,蜀中吏民都對他真心相敬,魏晉方面也對他非常敬佩。公元234年春,當諸葛亮率領十萬大軍殺出斜谷(今陝西周至縣西南)口,發動第五次伐魏,不幸病故五丈原(今陝西郡縣西南)之後,噩耗傳至蜀中,舉國上下無比悲痛。《三國演義》描寫「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天。」這不是誇張的筆法。(小說對諸葛亮過於神化,狀其多智而近妖,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諸葛亮形象。)史載諸葛亮初亡之時,蜀國百姓紛紛要求為其立廟,朝廷礙於封建禮制不予准許,百姓於是在巷陌、在野外逢節令競相進行私祭,蜀後主劉禪不得不順應民心,後下詔在沔陽為諸葛亮立廟。司馬昭發動滅蜀之戰時,魏將鍾會率領大軍至漢中,特地去諸葛亮祠廟掃祭,並嚴令士兵不得在定軍山(今陝西勉縣東南)諸葛亮墓葬地附近養馬砍柴。諸葛亮病歿後,蜀軍退走,司馬懿仔細察看蜀軍留下的營地,讚歎諸葛是「天下奇才」。晉武帝司馬炎向蜀國舊臣問起諸葛亮治蜀情況,十分稱讚諸葛亮的才能,說是「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三國誌》引《漢晉春秋》)。西晉惠帝也曾論及諸葛亮的才能,並由晉臣在隆中諸葛亮故宅立碑,旌表其功德,東晉時還在隆中修建了武侯祠。歷代對諸葛亮敬崇有加,有口皆碑。唐、宋詩人詠贊諸葛亮的詩篇近約百首,其中杜甫詠諸葛詩即有七篇。《三國演義》引用佚名詩人讚詠諸葛的詩篇多達19首,這都反映出後人對諸葛的敬仰。

作為我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之所以被人們廣為尊崇和敬仰,不僅因為他的政治、軍事才能非凡,更在於他立身行事、處世為人的道德品格高尚,體現著中華民族理想人物的人格風範,從而有一股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

獻身理想 忠誠事業

諸葛亮(公元181—234年),徐州琅邪郡陽都(今山東沂南縣)人。他出生於低級士族之家,幼年父母雙亡,十四歲隨叔父諸葛玄就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其弟諸葛均也隨同前往。諸葛玄到任不久,朝廷改派他人作豫章太守,諸葛亮和其弟及兩個姐姐又隨叔父至襄陽投靠荊州刺史劉表。公元197年,諸葛玄去世,諸葛亮就在當時荊州南陽郡鄧縣的隆中(今屬襄樊市)躬耕與讀書。其時,諸葛亮十七歲。他在隆中一面種地,讀書,一面結交朋友,敬重士林長輩,縱論天下,留心世事,一住十年。到二十七歲那年,即公元207年冬,劉備三顧隆中,誠請其出山輔佐,才結束隱居生涯,登上政治舞台。從此義無反顧,一心輔佐劉備及後主,投入興復漢室、統一中國的事業,直至54歲時亡故。

獻身於興復漢室的統一大業,為之矢志不移地為之終生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從不放棄自己的理想和事業,體現出具有歷史進步意義和民族傳統美德的人生價值取向,這是諸葛亮在政治思想上千秋萬代令人尊敬之處。

基於對理想的追求、對事業的忠誠,諸葛亮與劉備之間,形成了一種肝膽相照、同心相印、相互無比信任的君臣關係。一個鞠躬盡力,一個如魚得水,成為封建時代少見的君臣相得的典範。公元223年,劉備臨終托付後事時,明確告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備這樣說,很可能確實出自內心,出自對諸葛亮的無比信任。諸葛亮流著眼淚表示:願竭盡全力輔佐太子,獻出自己的忠誠與節操,一直到死。其後,他始終實踐著自己的這一諾言,一心輔助劉禪,竭盡自己的全部才智。當時,蜀國「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在漢末三國那個亂世年代,你傾我軋,相互吞併,多少人一旦大權在握,就想背主自立,曹氏父子、司馬氏父子只是其中突出的例子。諸葛亮儘管權傾朝野,實際執掌著蜀國政權,但始終恪守自己的職責與臣節,為完成劉備未竟的事業,為實現自己對人生的追求,廢寢忘食,晝夜操勞,不遺餘力,真正達到了「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的地步。這種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和對事業的赤膽忠誠,不能單純以封建社會忠君思想的尺度來衡量,它是一個人實現其人生價值的表現,也是反映其思想品德和氣節的一個重要方面。

任人唯賢 不存偏見

諸葛亮在主持蜀國軍政事務期間,十分注意任用賢才,切實推行了一條任人唯賢的正確路線,不存門閥、名望、個人恩怨等偏見;並強調「治實而不治名」,注重「循名責實」,改變漢末那種名不符實、弄虛作假、表裡不一的官場風氣,使確有才能的人能夠施展其才,名實不符、只求虛華、沒有實績的人失去市場,違反法令貪贓枉法之徒得以懲處,蜀中一時「鹹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三國誌·蜀書·楊洪傳)。

為做到任人唯賢,諸葛亮一面十分重視對官吏的考核,以求「進用賢良,退去貪懦」;一面鼓勵朝中下屬和地方官推薦有才能的人。廣漢太守姚由,向諸葛亮推薦了不少有用之才,諸葛亮特地表揚他,稱讚他,告訴大家「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鼓勵大家都能像姚由那樣多為國家推薦賢能的人才(《三國誌·蜀志·楊戲傳》)。

誠然,諸葛亮在用人上也有過失誤,主要反映在重用馬謖上。馬謖好論兵法,但他缺乏實際作戰經驗。劉備臨終提醒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國誌·蜀志·馬良傳》)。諸葛亮沒有很好聽取,對馬謖十分器重,用為參軍,每次跟他談論,「自晝達夜」。公元225年南征平叛時,就是這個馬謖,為諸葛亮進獻了「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對策,據此七擒七縱孟獲,贏得了南中地區少數民族的真心臣服,從此未再發生叛亂。公元227年冬北伐曹魏時,也許諸葛亮看到馬謖對平定南中所起的作用,任用他為前鋒,不想馬謖自命不凡,不聽節制,也不聽取王平勸諫,死搬書本上「憑高視下勢如劈竹」和「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說法,放棄要道,固執地紮營山上,結果被魏將張合切斷水源,兵無鬥志,導致失街亭、全軍落敗,斷送了本有可能取勝的首次北伐。這是諸葛亮用人失察之處,事後他深為懊悔,公開承認自己的過錯,依然不失令人敬佩。

賞罰嚴明 躬身力行

由於漢末法治廢弛,特權階層自恃「法不阿貴」,超然法律之上,貪贓枉法,作威作福,導致朝政日益腐敗。有鑒於此,魏、蜀、吳三方從鞏固發展自己的勢力出發,都十分重視嚴肅法治。相比而言,諸葛亮治蜀在執法上更為公正嚴明,從沒有像曹操、孫權那樣以觸犯刑律為名清除異己或出言稍有不慎之士,殺戮無辜,真正做到了「賞罰必信」,「不避恩仇」,不存私見。同時,諸葛亮自己能以身作則,帶頭依法辦事,並注意聽取群僚意見,倡導集思廣益,於治國理政整肅法治之中映現出其高潔的品格。

諸葛亮治蜀賞罰嚴明,自己躬身力行,使曾經受罰的人也表現出對他的尊敬佩服。李嚴、廖立得知諸葛亮亡故的消息,不是感到高興,而是同樣感到悲傷。他們同時覺得從此失去了復出的機會,再沒有什麼指望了。因為他們知道,諸葛亮有知人之明,諸葛亮在,也許有朝一日仍會想到他們。《三國誌》作者陳壽的父親,因在街亭之役中也負有責任,被諸葛亮處以髡刑(剃成光頭),蜀亡陳壽歸晉後任著作郎,他在著《三國誌》之前,已編纂了諸葛亮文集。《三國誌》裡對諸葛亮的評價總體上也是公正的,稱諸葛亮是「識治之良才」,可跟管仲、肖何相媲美,讚揚諸葛亮治蜀「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

一個人的品格是表現在多方面的,是一個人才能和思想品德的綜合反映,一個人志向、性格、能力、意志、氣質等多種內涵的集中體現。諸葛亮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他傑出的智慧和才能。如經濟上實行「務農殖谷、閉關息民」的政策,給百姓恢復和發展生產以有利的條件;發動士兵屯田生產,減輕民眾負擔;注意興修水利,專門設置「堰官」和維護都江堰的人員;恢復東漢所廢棄的鹽鐵官營,鼓勵養蠶織錦,使鹽鐵和蜀錦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蜀中出現「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的繁榮景象。蜀中百姓所以對諸葛亮懷有很深的感情,關鍵在於諸葛亮治蜀創造了利國利民的業績。

諸葛亮生活節儉,一生廉潔奉公,除了俸祿別無生財之為。他生前曾上表後主,表示家中衣食靠桑樹、農田聊可自給,死後「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他的妻子黃氏,雖然「黃頭黑色」,號為醜女,但很有才志,始終不棄。所有這些都是令人敬佩之處。諸葛亮不愧是富有我們民族特點的人格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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