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專權跋扈的權臣諸葛亮究竟有無篡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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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趣話

歷史上專權跋扈的權臣諸葛亮究竟有無篡位之心?

導讀:劉備白帝托孤,對諸葛亮曰,若其子劉禪「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論此,多贊其君臣肝膽相照,並取魚水之喻相印證。但也有人認為此乃劉備「詭偽之辭」《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孫盛曰。,對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試探之。田餘慶先生對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為然,在其《蜀史四題——劉備托孤語》一文中作出新的詮釋。田先生的見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暫且不作評論,我以為劉備托孤之語,是真心還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無從考證,誠然是千古之謎。現在要檢討的問題,不是劉備要不要諸葛亮當皇帝,而是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個台階,由宰相登上龍椅。這個問題古今從未有人作過思考。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說:「諸葛亮對蜀漢的忠誠,從來沒有人懷疑過。」田餘慶:《蜀史四題——蜀國新舊糾葛的歷史追溯》,載《文史》,第35期,中華書局,1992。之所以沒有人懷疑過,無非是經過歷代文人及小說家的渲染,諸葛亮已經被衍化成「聖人」,成了「鞠躬盡瘁」、忠貞冠世的典範。歷史學家受其影響,大概也會感到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區」,輕易不敢染指。要把諸葛亮從聖壇上請下來,我想很有必要對這一最棘手的問題作一番探討。

其實,諸葛亮執政時並沒有被時人視為事君以禮、謀國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漢政權中,李嚴、廖立、來敏、魏延等人對諸葛亮專政攬權頗多微詞,諸葛亮在世時,迫於其權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諸葛亮甫卒,丞相參軍、安漢將軍李邈即上書後主劉禪,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華陽國志》卷十中《先賢士女總贊·廣漢士女》。

所謂「狼顧」,《晉書·宣帝紀》云:「魏武察帝(司馬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曹)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可見,所謂「狼顧」相,即具「非人臣」之相,李邈直指諸葛亮同司馬懿一樣亦具「狼顧」相,意謂其久後必篡奪劉氏天下,自己當皇帝。至於「虎視」,《後漢書·班固傳》所收《西都賦》內有「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句,李賢注曰:「龍興虎視,喻強盛也。」班固的實際意思是,儘管周、秦都很「強盛」,但是,周以「龍興」,取天下以「德」;秦卻是「虎視」,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諸葛亮「身杖強兵」,與秦的「虎視」相同。《左傳·昭公十一年》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孔穎達《疏》引賈逵說:「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這五種人有權有勢,居邊則易反叛,故云:「五大不在邊。」李邈認為諸葛亮屬於五種人之一,讓其率兵居邊,必危及蜀漢朝廷。不僅如此,李邈還直接將諸葛亮比做欲危漢室的呂祿、霍禹。

對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維護諸葛亮的崇高形象,盡可以把李邈的上疏視為誣蔑、攻訐諸葛亮的誹謗之詞;但若冷靜客觀地仔細分析,即可發現李邈之言並非無中生有、空穴來風。我以為真正具有「狼顧」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馬懿、諸葛亮之所以被時人看成有「狼顧」相,無非是懷疑他們有篡位的野心。蜀漢政權中不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連尚書令李嚴亦猜忌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國誌·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云:「(李)嚴與(諸葛)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

九錫為何物?「據《後漢書》章懷注,謂九錫本出於緯書《禮·含文嘉》: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朝禪代之前,必先有九錫文,總敘其人之功績,進爵封國,賜以殊禮。」《廿二史劄記》卷七「九錫文」條。稽考於史,九錫之禮規格極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錫中的「虎賁,天子衛卒也」《史記·晉世家》注引《集解》賈逵曰。。斧鉞金戚皆屬天子之鹵簿。秬鬯為天子祭祀上帝、神靈時所用之酒,《禮記·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錫中又有「納陛」。「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注引孟康曰。蔡邕所撰《獨斷》捲上載:「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後引申其意,稱天子為陛下。所以權臣即可由受「納陛」而後晉陞陛下。由此可見,誰受了九錫,誰就具備了「假皇帝」的資格,為將來當「真皇帝」鋪平道路。

自王莽始,權臣易代,奪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錫,然後再龍袍加身,登上九五。漢末,曹操欲加九錫,受漢禪,遭到心腹荀彧的堅決反對,「荀彧素為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王夫之對荀彧之死發表看法: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九,中華書局,1975。李嚴亦是劉備臨終時的托孤重臣,難道他的天良「牿亡已盡」,會容忍異姓篡奪劉氏江山?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勸諸葛亮受九錫,只有一種解釋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諸葛亮功高蓋世,當賜以殊禮,而實際上是在試探諸葛亮是否將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錫,建國封王,進而代蜀漢稱帝。

按理來說,作為托孤重臣的諸葛亮對此應表示極大的憤慨,除嚴厲斥責李嚴外,也應鄭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漢室的心跡。但諸葛亮的答書卻並非如此,他回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及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曹)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錫)邪。《三國誌》卷四十《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

《漢書·王莽傳》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注曰:「《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錫」之外再加「一錫」,可見其「十命」之謂比李嚴勸進九錫更上一層。我認為諸葛亮這番話的口氣相當大,完全不像出自一個自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之口,說得難聽一些,反倒像一個亂臣賊子所言。眾所周知,九錫非人臣之常器。漢制,非劉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錫,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諸葛亮難道不懂這個道理?漢魏之際,除曹操受九錫外,還有劉備自加九錫,稱漢中王。孫權受魏主曹丕九錫,稱吳王。曹操、劉備、孫權為三國之主,難道諸葛亮欲與他們比肩?有關九錫制度的具體內容及考證可參閱本書第三章第一節「九錫與漢魏禪代」。

稍晚於諸葛亮時期的東晉丞相王導,對晉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與權勢在當時無與倫比,故時人皆云:「王與馬,共天下。」當元帝司馬睿即位時,竟命王導同座於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導固辭,至於三四。」後來司徒蔡謨「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相比之下,諸葛亮就毫不避諱人臣之大忌,公開聲稱,如若滅掉魏國,中興漢室,自己就理所當然地封王受九錫。

當然,如果僅憑諸葛亮拒辭九錫,就斷定其有異志,欲圖大位,未免有牽強附會之感,抑或依據並不充分,很難令人完全折服。諸葛亮同劉備的君臣關係曾被世人讚不絕口,然而諸葛亮同後主劉禪的關係又如何呢?通過對有關史料的仔細分析,我認為,諸葛亮秉政後,根本就沒有把後主劉禪放在眼裡。他頤指氣使,動輒教訓皇帝。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又告誡劉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進而特別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諸葛亮明確要求劉禪把宮中之事也要交給他的「相府」來管,如若後主不答應,那就是「內外異法」了。諸葛亮的這番話固然是出於治國安邦之需,但他一連講了這麼多「宜」怎樣,「不宜」怎樣,其口氣之嚴厲,完全不像人臣之語,而猶如一個嚴厲的父親在教育不聽話的兒子。尤其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宮中的地位並列等同,而實際上則是凌駕於皇帝之上,這顯然嚴重違反了封建專制體制所規定的君臣名分。

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禪將宮中之事交給「相府」處理後,又舉薦將軍向寵「為督」,說只要「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此前執掌保衛皇室的禁軍統領是劉備的心腹大將趙雲,而此刻諸葛亮將其帶走出征,換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寵,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聯繫《出師表》的前後語義和當時的形勢,不能說沒有一點其他用心在內吧!

劉備在世時對其子劉禪的智商並沒有作過評價,但諸葛亮曾在劉備面前稱讚劉禪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故劉備臨終前放心地表示:「審能如此,吾復何憂。」《三國誌》卷三十二《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可是,僅僅過了幾年,諸葛亮北伐前夕,「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故特派侍中董允「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掌管御林軍。他告誡後主:「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董允),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監視著劉禪的一舉一動,弄得「後主益嚴憚之」,《三國誌》卷三十九《董允傳》。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嚴,甚至喪失了行動自由。從劉備去世(公元223年)至諸葛亮北伐(公元227年),不到五年時間,難道劉禪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過於所望」,降低到「朱紫難別」了嗎?諸葛亮對劉禪作出的這一番霄壤之別的評價,居心何在?難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儘管劉備臨崩時托孤於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為輔政大臣,而並非讓諸葛亮單獨執政,劉備除規定諸葛亮與李嚴並受遺詔輔政外,又「呼魯王(備次子劉永)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同1。這無疑是要劉禪兄弟與諸葛亮共同治理蜀國,因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須以父輩之禮尊崇之。但諸葛亮卻完全違背了劉備的遺詔。諸葛亮讓李嚴留在永安,自己則扶劉備靈柩回成都,辦完喪事,便「開府治事」。自此,諸葛亮獨攬了蜀漢全部的軍政大權,「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諸葛亮大舉北伐時,劉禪已是二十多歲,年富力強,正值青春有為之際。按漢制,諸葛亮應還政於後主,但諸葛亮不願放權,甚至想都沒有想過讓劉禪「親政」。劉禪雖然對諸葛亮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只得感慨歎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三國誌》卷三十三《後主傳》注引《魏略》。可見,劉禪當時的處境和漢獻帝劉協毫無二致,是個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將漢獻帝劉協置於股掌之中,但為何對諸葛亮的「欺君」卻視而不見,誠不可解。

諸葛亮死後,劉禪曾在一定程度上發洩了他對諸葛亮的不滿。例如,李邈上書言諸葛亮專權,「後主怒,下獄誅之」《華陽國志》卷十中《先賢士女總贊·廣漢士女》。。李邈之所以被殺,我認為倒不是因為他說了諸葛亮的壞話,而只是因為他的某些言辭,如「主畏其(指諸葛亮)威」,強烈地刺痛了曾經當過傀儡君主的劉禪的自尊心。又如,在給諸葛亮立廟的問題上,劉禪也設置了層層障礙。「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議立廟於沔陽,禁止百姓「私祀」,後主才勉強同意。後主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給諸葛亮立廟,說穿了,也是一種報復。

諸葛亮死後,蜀漢再也不設丞相一職,先是以蔣琬為尚書令、大將軍,後又以費禕為尚書令、大將軍,以蔣琬為大司馬,「琬卒,禪乃自攝國事」。同1。劉禪為何廢除丞相制?道理很簡單,就是決不容許再出現第二個諸葛亮,以免大權旁落。實際上,劉備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兩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三國誌》卷四十《李嚴傳》。可見,李嚴地位相當顯赫,執掌著蜀漢的軍事大權。按劉備的策劃,由諸葛亮主政,李嚴主軍,一文一武,共同輔佐蜀漢政權。然而這只能是劉備的一相情願,這種政治格局諸葛亮是絕不可能接受的。諸葛亮苦心經營,殫精竭慮謀劃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獨攬大權。劉備在世時,諸葛亮對付關羽和法正的「手段」還比較隱蔽,不敢公開化,只能使用「權術」,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就無所顧忌,他打擊、排斥李嚴可謂不遺餘力,最後將李嚴廢為庶民,流放梓潼郡。諸葛亮廢李嚴的這段公案,田餘慶、尹韻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詳細考論,故筆者不再贅述。

諸葛亮秉政後,蜀漢政權中除李嚴、廖立、魏延等少數人不服外,絕大多數官員對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違抗,有了劉備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這把尚方寶劍,不僅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員亦幾乎將諸葛亮視為「皇上」。例如,諸葛亮北伐曹魏前,為解除後顧之憂,必須修復吳蜀二國關係,與東吳重新結盟。為此,諸葛亮特派鄧芝出使東吳。下面是孫權與鄧芝的一段對話:

「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並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國誌》卷四十五《鄧芝傳》。

孫權遂斷絕與魏的交往,轉而與蜀「連和」。以往史家皆稱讚鄧芝具有傑出的外交才能,為恢復吳蜀聯盟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此我並不否認。然而從鄧芝這番言辭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劉禪放在眼裡。孫權云:「蜀主幼弱」,其實劉禪時年十七歲,並非一個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漢魏之際,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孫吳創業之主孫策而言,他十五歲即隨父孫堅起兵討伐董卓,二十歲轉戰江東,攻佔六郡,從而奠定了孫吳政權的基業。孫策遇刺身亡,孫權繼位,亦只有十八歲。鄧芝若維護主上的尊嚴,何不據理而反駁之。面對孫權輕視「蜀主幼弱」,鄧芝隻字不作回答,卻稱讚孫權為「命世之英」及「諸葛亮亦一時之傑」,這就把諸葛亮放到了和孫權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國之君的地位。

孫權當然是個聰明絕頂的「雄略之主」,他眼見蜀漢已是諸葛亮「當家」,遂突破兩國間對等交往的外交慣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寫信給丞相諸葛亮,表彰鄧芝的功績:「和合二國,唯有鄧芝。」《三國誌》卷四十五《鄧芝傳》。事實上,孫權直接與諸葛亮的對話是經常的。如孫權稱帝時,在和蜀漢訂立的盟誓中對後主劉禪隻字不提,而對諸葛亮卻歌功頌德,盟約中稱頌「諸葛丞相德威遠著,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複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鹹共聞知」《三國誌》卷四十七《孫權傳》。。有時,孫權也委託上大將軍陸遜寫信給諸葛亮。「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陸)遜語亮,並刻權印,以置遜所。」《三國誌》卷五十八《陸遜傳》。孫權雖委託陸遜與諸葛亮打交道,但沒有徹底放權,因為陸遜是以孫權的名義,寫給諸葛亮的書信蓋的是皇帝孫權的玉璽。可見,中國古代對君臣間的禮儀制度是何等的重視。相反,諸葛亮卻膽大妄為到了連君臣名分都不顧的地步,他「以劉禪未閒於政」為借口,「遂總內外」,《三國誌》卷三十三《後主傳》注引《魏略》。在外交上完全撇開劉禪,而由自己平等地與孫權「對話」。

諸葛亮臨終前,在其繼位人的問題上也獨斷專行,根本不同後主商量。而劉禪也不敢擅作主張,居然派尚書李福千里迢迢地從成都趕赴陝西岐山五丈原軍中,代表皇帝聆聽「相父」的指示。《三國誌》卷四十五《楊戲傳》注引《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卻騎馳還見亮,亮謂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咨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諸葛亮指定的兩個繼任者,乃是其親信蔣琬與費禕。劉禪完全遵從諸葛亮的遺囑,不敢有絲毫違背。「亮卒,以(蔣)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三國誌》卷四十四《蔣琬傳》。蔣琬死後,後主又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總理軍國政事。

或許有人會認為,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職務的繼承者,而不是皇位繼承人。須知,諸葛亮卒時,劉禪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歲,諸葛亮當然不可能干預皇帝的立嗣大計。在君主專制的古代社會,任命軍政最高長官,一般都是由皇帝決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張。蕭何佐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為西漢開國第一功臣,劉邦賞賜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的殊禮。劉邦死後,「(蕭)何事惠帝」,其地位相當於「相父」。史稱惠帝「為人仁弱」《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但即便如此,蕭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禮。蕭何病重,惠帝親自探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漢書》卷三十九《蕭何傳》。同樣身為丞相,同樣輔佐幼主,諸葛亮的「跋扈」與蕭何的「恭敬」,不是有雲泥之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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