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曹魏政權政歸司馬氏究竟是陰謀還是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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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趣話

解密:曹魏政權政歸司馬氏究竟是陰謀還是無奈?

司馬懿的避讓讓曹爽越發趾高氣揚,肆無忌憚。他任用寵信自己的親眷兄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而自己則是飲食車服,皆如皇家;家中珍玩遍地,妻妾盈戶,十分驕奢。不僅如此,為了享樂,他竟然作假詔,「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台,使先帝婕妤教習為伎」,把曹叡的嬪妃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等人一道作為自己的私人伎樂,又「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與何晏等人在其中尋歡作樂。何晏更是因公報私,他素與廷尉盧毓不合,因此找了個借口,命人先收了盧毓的印綬,而後才奏聞朝廷。如此先斬後奏,如此大不敬,令朝中大臣十分不滿,連曹爽的弟弟曹羲都覺得自己的哥哥行為太過,「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然而曹爽不聽。不但不聽,他還在何晏等人的勸說下,打算伐蜀以建立功勳。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曹爽西至長安,征六七萬人為兵士,不顧民怨沸騰,大舉伐蜀。屢次與蜀漢交鋒的司馬懿認為當初曹操入漢中,幾至大敗,而如今蜀漢又佔據險勢,所謂天時地利人和,曹爽出兵,無一滿足,反倒是蜀漢搶了先機,曹爽「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以為不可。但曹爽當然不會聽從司馬懿的勸告,執意出兵,最後果然大敗而歸。

曹爽的行徑當然是司馬懿所不能容忍的。然而此時曹爽炙手可熱,善謀略的司馬懿當然不會選擇明目張膽地與之抗爭,更何況曹爽時時關注司馬懿,恐怕他做出什麼威脅自己的舉動來。司馬懿故技重施,採用了當年對付曹操的辦法——裝作一病不起以示弱。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曹爽的爪牙李勝出任荊州刺史,曹爽命其前去拜訪司馬懿。這一次拜訪,在歷史上相當有名,也成為司馬懿「狡而多詐」的一個典型事例。司馬懿「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不僅如此,即便李勝多次重複自己出任本州,但司馬懿都假裝自己年老耳聾,以為李勝將任并州刺史,後又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捨去,副懿區區之心」相托,李勝不由長歎,回去覆命時對曹爽說:「太傅大概已經不行了,那副模樣看上去真令人愴然」。曹爽這才放下心來。但事實上,司馬懿與司馬師已經在籌備誅殺曹爽了。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馬懿趁曹爽陪同曹芳拜謁曹叡的陵墓高平陵的時候發動政變。事發前夜,司馬懿告知兩個兒子此事,司馬昭大驚失色,夜不能寐,而早已參預此事,並陰養三千死士的司馬師則沉著應對,安然就寢,第二日根據司馬懿的佈局屯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曹爽聞訊十分驚慌,後不顧大司農桓范的反對,聽從了侍中許允、尚書陳泰的勸告,向司馬懿請罪,以為自己還能作一富家翁。桓范對曹爽短淺的政治才能感到痛心疾首,大罵「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曹爽仍然心存幻想。對於曹爽的不加防備以至於高平陵事變後的侷促,以及「可做富家翁」的幻想,有人認為其實曹爽對司馬懿並無加害之心,我以為這樣的觀點可能稍顯片面。因為曹爽之侷促反應,包括之前對司馬懿權力的架空(他將司馬懿轉為太傅,然而卻並沒有過多削弱他的兵權),加上自己為政不良,以至於當時有童謠說「何、鄧、丁,亂京城」,其實都是其缺乏足夠的政治才能與政治經驗的體現。回到洛陽後,曹爽被軟禁起來。家中無糧,他寫信給司馬懿後,司馬懿看到書信後假裝大驚失色,回復曹爽說,我竟然不知道這件事,實在非常抱歉,並命人給曹爽送了一百斛米,及肉脯、鹽豉、大豆等吃食。司馬懿的舉動讓曹爽再次以為自己有活命的生機。

與他同樣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的,還有何晏。司馬懿將諸人關押下獄後,何晏將所交遊的黨羽係數供出,希望能獲得寬宥。司馬懿並不滿意,說參預者有八姓;何晏數來數去,都只有七個,最後被逼急了,便說:「難道還有我嗎!」司馬懿然之。事實上,司馬懿既然籌劃已久,決意起兵,又怎麼會輕易放過他們。不久,便以曹爽身受輔命之大任,卻肆意妄為,與何晏等人共行大逆不道之事為由,「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范、當等,皆伏誅,夷三族」,司馬師因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不久後加衛將軍,而司馬懿則被擢為丞相,增封穎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並前八縣,邑二萬戶,屢加九錫,固辭不拜——在這個時候,曹魏已不再是從前的曹魏,司馬氏的天下,漸漸拉開了帷幕。

雖然曹爽死後,朝中大權漸漸一歸司馬氏,但我並不贊同後世皆以為司馬懿有狼顧之相,必為曹魏之反臣這個說法;還是那句話,後來讀史,難免以結局推斷之前的人物行徑心理,其實十分主觀。縱觀司馬懿一生,北抗巴蜀,又平遼東,協助曹丕登上帝位,兩次托孤受命輔政,除了發動高平陵事變以外,並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有謀篡之心,而高平陵事變,從政治角度上,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曹爽諸人在朝中橫行霸道,視皇權於無物,早已引起諸多不滿,加上對司馬懿的壓制,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司馬懿又怎麼會甘心自己被奪取權力呢?但反過來說,司馬氏對曹爽諸人夷三族的處罰,的確過重,因此我們可以再次推測,在被免官不任的十年內,司馬氏與諸人之間的確是發生了一些事情,以至於最後雙方關係不可挽回,從後來的夏侯玄之死也可略窺一二。

不過很顯然地,司馬氏一掌天下大權,打破了各方勢力之間的平衡,甚至可以說,還讓人同樣有了取曹魏而代之的想法。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空王凌率眾起兵,打算廢黜曹芳,以楚王曹彪為新君。若是只對司馬懿諸人不滿,又怎麼會想要另立新君呢?王凌的兒子王廣也認為不妥,以為「凡舉大事,應本人情」,高平陵事變,其一是因為曹爽驕奢橫溢,而其黨羽如何晏等人雖有改革之心,卻因為法典數變,「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百姓都已經習慣了舊制,因此不願意接受新的改變,如此便失卻了民心,因此雖然高平陵事變名士死亡甚多,幾近減半,但對百姓卻沒有任何影響。而反觀司馬懿之為政,他擢用賢能,以民為先,加上父子兄弟都手握兵權,並不是那樣輕易就能被扳倒的。這一段話,裴松之認為前史沒有任何記載,應該是後來習鑿齒擅加上去的,然而其論認為曹爽諸人是罪有應得,而司馬氏雖然大權在握,但能秉公辦事,任用賢能,因此王凌起兵違和人情,必定失敗,是很合乎當時的情形的。而所謂的「民心」,在很大程度上代指的其實也是曹魏故臣。何晏等人的改革引起了他們的不滿,也因此高平陵之變時,司馬懿才會對參與事變的高柔說,「君為周勃矣」,以為這是一次安邦定亂的舉動。不過王凌起兵的原因本來就不是那麼單純地只是想討伐司馬氏,反對其專權,因此當然不會聽從手下的諫言,後來果然兵敗,司馬懿因功被封為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子各一人為列侯,前後食邑五萬戶,侯者十九人。

但即便平定了王凌之叛,朝中對司馬氏執政抱有異聲的,仍有許多人。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馬懿因病去世,時年七十三,朝廷以司馬師為撫軍大將軍輔政。第二年春正月,司馬師升任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這個時候,「諸葛誕、毌丘儉、王昶、陳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鄧艾、石苞典州郡,盧毓、李豐裳選舉,傅嘏、虞松參計謀,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趙酆、張緝預朝議,四海傾注,朝野肅然」。在這一份名單中,以李豐為首,反對司馬氏執政的人不在少數。相較於自己父親是受命托孤,司馬師執政,一無名正言順的政治托付,二無足夠的政治經歷,第三,取曹魏之心已昭然若揭,因此朝中的曹魏故臣必定心懷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司馬師只好通過建立軍功來為自己立威。

恰好也是在這一年,東吳大帝孫權去世,以諸葛恪為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與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等人輔政。諸葛恪輔政後,同樣迫切地需要立功揚威,因此開始重建吳黃龍二年(公元229年)興修的東興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一方面曹魏認為吳軍侵疆,另一方面,司馬師也想趁孫權新喪,諸葛恪與孫弘不合,東吳局勢未穩而出兵伐吳,便命胡遵、諸葛誕等人率七萬士兵破壞堤壩。然而當時天降大雪,魏軍不察,被吳軍偷襲,「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恆嘉等同時並沒,死者數萬」,大敗而歸。諸葛恪的這次勝利,可說天氣原因佔了很大的因素,並非兩國之間軍事謀略之長短相較,然而諸葛恪卻因為這次勝利而洋洋自得,並在第二年謀劃主動出擊攻打曹魏。眾人紛紛反對,諸葛恪固執己見,以為「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併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恐怕此時不伐,將來曹魏勢力更大,不可複製,堅決發二十萬兵甲伐魏。然而這次好運不再眷顧諸葛恪,正如司馬師所說,諸葛恪新得政於吳,加上前一年的勝利,因此心懷僥倖,認為這次也能速戰速決,司馬師反其道而行之,「命諸將高壘以弊之」,與之相持數月,諸葛恪果然力屈,將士疲勞,兼以水土不服,死傷大半。司馬師命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人趁勢共擊,大破吳軍,斬首萬餘級。而兵敗的諸葛恪回朝以後,被政敵孫峻所殺,並夷三族,一如他父親諸葛瑾對他的評價——「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

而對於這次伐吳失利,司馬師雖然做出了自責的姿態,「我不聽公休(諸葛誕),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但他對這件事其實是非常避諱的。按仇鹿鳴先生考王隱《晉書》,「 司馬文王為安東,(王)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師』。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殺之」,司馬昭當時是持節、都督、安東將軍,可擅殺無官位之人,在戰爭狀態下,其權利與使持節相同,可擅殺兩千石以下。然而誅殺王儀,一是戰事已經結束,其次王儀為司馬,乃是軍府上佐,加上王儀的父親王修,乃是曹魏元老。因此司馬昭之殺王儀,足見司馬氏對這次戰敗的避諱。這次戰事過後,嘉平五年(公元253年),司馬師又命陳泰討伐胡人,同樣無功而返,這給予了司馬師沉重的打擊,也造成了曹魏內部的再次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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