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反骨:諸葛亮為何要排擠和打擊大將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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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骨:諸葛亮為何要排擠和打擊大將魏延?

魏延是劉備集團的鐵桿之一,早在劉備涿州組織武裝鎮壓黃巾起義時,魏延就是其中的一員,是劉備集團的鐵桿之一,這從劉備的任命可以看出。公元219年,劉備自稱漢中王,並要返回成都經營後方。漢中軍事、經濟地位十分顯要,自然要挑選重要將領在此鎮守。大家都認為,鎮守漢中的職任必張飛無疑,張飛也是這樣看的。出乎眾人之所料,劉備卻任命魏延擔任漢中太守,並提拔為督漢中鎮遠將軍,以至任命一發,全軍盡驚。因此說,他雖然是義陽籍貫,卻是不折不扣的涿郡籍幫派骨幹。劉備、關羽、張飛等去世之後,魏延是當之無愧的涿郡籍頭面人物。

劉備死後,西蜀進入諸葛亮時代,從魏延排擠打擊的經歷,可以看到諸葛亮幫派主義的官吏路線。此時的魏延進入了人生的尷尬時期,一方面,職務爵位在大步陞遷,諸葛亮封侯時候,魏延被封為「都亭侯」。公元227年即第二次「北伐」,諸葛亮令魏延為副帥,還兼任相府司馬,涼州刺史。公元230年,魏延與曹魏著名將領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大戰於陽溪並獲得全勝。軍事勝利給魏延帶來更多的榮譽,升職征西大將軍,假節(即持有皇帝符節,代皇帝出巡),封南鄭侯。南鄭侯屬於縣侯,高出諸葛亮武鄉侯一個等級。關羽是漢壽亭侯,張飛是西鄉侯,李嚴雖負白帝城托孤之重,也僅是都鄉侯,黃忠雖立有諸多功勳,爵位僅是沒有采邑之地的關內侯。截至諸葛亮病逝魏延出事止,在蜀軍諸多將領中,授「征西大將軍」軍銜的,惟魏延一人;獲得「假節」這一殊榮的,只有張飛、諸葛亮、李嚴、魏延四人;惟關羽遠在荊州,相對獨立,因之「假節鉞」(即擁有代皇帝巡察,可先斬後奏的權力)。魏延較之前四個,獲得的榮譽為最高;同關羽相比,互有高低。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遭受打壓排擠。

後劉備時期,政令軍令皆決於諸葛亮一人,劉禪不過一印章皇帝。魏延一再陞遷,與其說是諸葛亮對魏延功勞、才能、德操的肯定和褒獎,莫如說是對他以安撫手段達到排擠疏遠的目的。

諸葛亮五出祁山時,重用荊州籍,打壓涿郡籍代表人物魏延比較明顯。第一次出兵「北伐」,眾將領一致推薦由涿郡籍魏延、或者益州籍宿將吳壹做副帥(督前部),諸葛亮堅決不肯,而是提撥毫無軍旅經驗,資歷甚淺,威望不夠的馬謖擔任副統帥。這中間既有提拔親近馬謖掌控軍隊的內容,也有打壓排擠魏延的意圖。

打壓排擠歸打壓排擠,魏延畢竟是不可多得的軍事幹才,要取得「北伐」勝利,還得利用魏延深得士卒愛戴,而且勇猛過人的才具。與此同時,諸葛亮又十分器重先為參軍後遷長史的綏軍將軍楊儀。楊儀是小人得志,攀上諸葛亮這棵大樹後,根本把魏延不放在眼裡,關係緊張到開會期間,魏延拔刀要殺楊儀的程度。鬧到水火不能相融、冰炭不能共器的地步,夠激烈了,諸葛亮卻對此卻不置一詞,僅只是恨恨連聲。費禕充好人,經常調解勸說,分別利害,以至召開會議時,要坐在兩人中間,以防變故出於突然,實際在保護楊儀。

在等級森嚴的專制社會,雜牌的綏軍將軍楊儀,與征西大將軍、南鄭侯、涼州刺史的魏延地位相去殊遠,魏延沒理由同一個下級將領過不去,楊儀沒理由蔑視魏延,更沒膽量同魏延怒目相向。正常情況下,楊儀即令有不同意見,也只能委婉提出,或私下講給諸葛亮,何止爭論得魏延要拔刀殺人!作為三軍主帥的諸葛亮,面臨如此局面只是恨恨連聲卻不置一詞,就值得仔細思考。別說是最高級別軍事會議,即令是芥菜般的小部門,兩個副職不顧大局鬧矛盾,常常使會議炸場子,主持會議的主官絕不能漠然置之,他必須私下談話,評論是非,不容許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如不能解決,會斷然採取組織措施,太丟自己的臉面了!楊儀的目無長官,諸葛亮恨恨連聲而不予解決,只能理解成諸葛亮是楊儀的幕後主使,有意縱容楊儀牽制魏延。沒有諸葛亮背後支持,楊儀不敢肆無忌憚;魏延殺楊儀,也是殺給諸葛亮看的。

諸葛亮死後,魏、楊內訌迅速爆發,魏延是內訌中的失敗者和犧牲品。內訌在極不適當的時機爆發,諸葛亮臨終安排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楊儀沒有指揮軍隊的經驗和威望,軍職不過是雜牌將軍,且同無以匹敵的征西大將軍魏延形同水火;更重要的是,按道德標準,應該說楊儀腦後生有反骨。此公曾經是曹魏荊州刺史傅群的主簿,背叛傅群投降關羽;而且有致命缺點,就是性情暴躁,心胸狹窄,難以與人和衷共濟。曾因同主官董允鬧矛盾,被劉備虛懸起來。楊儀追隨諸葛亮之後,與蔣琬同為丞相參軍、長史,自以為資格老,才能也超過蔣琬,對不被推當做繼位人心懷憤懣,竟懊悔統率大軍從五丈原撤回時,沒能舉眾投降曹魏,由此可見楊儀德行。

諸葛亮臨死之前,在軍中召開善後會議,讓綏軍將軍楊儀統率主力撤退,由征西大將軍魏延斷後,如果魏延不聽從安排,大軍依然按計劃撤退,不理會魏延。此時諸葛亮似乎有一些飢不擇食,顧不得楊儀的才能、德性和威望,於匆忙中做出不計後果的決定。其實不然,他的臨終安排經過了深思熟慮。因為籍別的不同,諸葛亮沒有忘記自己以及荊州藉派系的前途命運,自知一死,除過劉禪, 魏延已經沒有制約。如果由魏延掌握至為重要的軍權,近則會不顧客觀現實繼續「北伐」,遠則會危及荊州籍前途命運,這同自己身後名譽地位密切聯繫。所以病逝前召開軍事會議,排除了首先應該參加的征西大將軍、副統帥魏延,只召集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後撤退安排。讓楊儀率領全軍秘密撤退令魏延斷後。從而為魏延釀造了一樽鴆酒。

魏延是毒酒的自飲者。聽到諸葛亮病逝楊儀領軍撤退的消息,氣勢洶洶地說道:「丞相雖死,我還在這兒,相府親屬和文官運送靈柩回去安葬,我理當率領諸路大軍繼續北伐。況且,我魏延是什麼人,能讓楊儀吆五喝六,給他斷後!」同時扣押了傳達軍令的費禕,脅迫其聯名發出截然相反的軍令。費禕見大事驟變,借口為魏延說服楊儀交出軍權脫身逃回。

這是一場貨真價實的軍變,雖然不是針對蜀漢政權的謀反,也是針對代帥楊儀的奪權。此時的魏延已十分狂躁。長期遭受排擠打壓的怨氣怒氣,沒有因諸葛亮的死亡稍有渲瀉,更因安排楊儀領軍而惡氣攻心,他的這一不尋常做法,犯下三個致命錯誤。

其一,對諸葛亮死後軍心士氣低落到谷底缺乏清醒估計。本來,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窮兵黷武、一意孤行的舉措。西蜀小國寡民長期遭受戰爭水火的蹂躪,苦戰厭戰反戰的情緒由來已久。諸葛亮一死,將士思歸情緒潛然隱藏於舉哀背後,在此非常背景下,欲再與強大的曹魏交戰,已不可能。

其二,不懂得軍變的特徵。軍變貴在詭秘而速發,應在條件允許範圍內,做得讓對方毫無覺察。魏延既同費禕聯名簽署了軍變的命令,就不能放費禕歸去,更何況費禕是荊州籍核心人物。應設法賺來楊儀、姜維等,能多賺一個是一個,許進不許出。魏延通過公開誠信的手段實現軍事陰謀,已構成一對目的與手段極不相容的矛盾。費禕一走,軍事陰謀完全暴露於手握重兵的政敵,魏延失去制人的主動而受制於人了。在楊儀率兵回撤後,軍變事實上已經流產。

其三,缺乏應變的策略。在軍變尚未發動就已失敗的情況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張,居然率領斷後部隊徑先南歸,並燒燬主力部隊回歸的褒斜棧道。不誇張地說,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把同楊儀之間爭奪軍事指揮權,惡化成兩支西蜀大軍的對立;把諸葛亮退軍和自己進軍的分歧,公開於全軍上下;更把自己擺在全體將士的對立面,士兵們歸心似箭,同魏延繼續「北伐」的意圖尖銳對立。三對矛盾中,魏延都處在孤立地位。所以,在南谷口與楊儀軍隊相遇發生局部戰鬥時,魏延率領的部隊,知道錯誤在魏延,所以不肯為他賣命,剛一接觸就一哄而散,只留下魏延父子幾個。

在楊儀、魏延矛盾激化時,惟一能緩解協調的是西蜀朝廷。此前,兩人都有表章飛奏,相互指責對方「叛逆」。毫無權力的劉禪,只能聽從朝臣的議論。在情況完全不明的時候,群臣本無從盲目表態,穩妥的辦法,是命令雙方脫離接觸,規定出各自的回軍路線,先將軍隊帶回漢中再調查處理。然而,良性的處理意見並沒有產生。按照陳壽的認識,是因為魏延勇猛過人,驕傲自大,造成同僚敬而遠之這一表面和諧,實則過分緊張的關係。緊張關係在關鍵時候起了作用,西蜀高級官吏董允、蔣琬等,像押寶一樣「保儀疑延」。依陳壽眼光,這是西蜀朝堂情緒化處事方式促成的錯誤判斷。

蔣琬、董允等長期從政,久歷宦海,大事當頭,不會愚蠢衝動到這樣沒有理智的地步,魏延畢竟是西蜀舉足輕重的人物,況且又領兵在外。如果相信魏延反叛,就應該好言撫慰,將其賺回再處理不遲,沒必要打草驚蛇,失去撲捉叛臣的機會。只能是一種可能,就是諸葛亮推薦安置在劉禪身邊的這些人物的心胸,比諸葛亮還要狹隘。在關鍵時刻,狹隘的集團利益障住了他們的視野,蔣琬等人的表態,不過是黨同伐異,是出於狹隘的派系利益「保儀疑延」,乘此機將難以駕馭的魏延除掉,從而掃除荊州籍繼續掌權的最大障礙。

諸葛亮為魏延釀造了一樽鴆酒,魏延又不自覺地端起來一飲而盡,最後的結局已無法改變。魏延被馬岱追殺於虎頭橋(今漢中市北街十字,有虎頭橋遺址),之後,楊儀又將他「夷滅三族」。

魏延殺楊儀是真,叛西蜀是假!魏延要反叛西蜀,沒必要向劉禪表奏楊儀「叛逆」,沒必要攔截主力歸路,而是順理成章的率軍北投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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