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特殊的塢堡部曲軍制:支撐東吳的根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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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趣話

東吳特殊的塢堡部曲軍制:支撐東吳的根本制度

  孫吳政權與江東世家大族的關係演變,是孫吳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課題,田餘慶先生首先提出後,學者多有論及。依筆者之見,自孫吳立國至孫皓亡國的半個多世紀裡,兩者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處於一種動態的相對平衡中。孫氏政權賴江東世家大族而立國揚威,江東世家大族也緣孫氏政權而勢力日增。

孫策時期:試探與靠攏。

  孫策進入江東後,對江東世家大族的認識有一個轉變過程。草創江東六郡時,孫策並沒有充分認識到江東大族的實力之厚,年少氣銳的他以為,憑他手下眾多的能征慣戰之士,無須仰給當地大姓,就能在江東建功立業,成就一番事業。所以,孫策對不服從他號令的人,一概誅之而後快,其中既包括由朝廷任命,視孫策為叛逆的州郡長吏,如許貢、劉繇、王朗等人,也包括割據一方、不服從孫策號令的地方豪強割據勢力,如嚴白虎、鄒他、錢銅等,以及吳地大族如盛憲等。在專賴武力行事的過程中,孫策漸漸看清了江東大族潛在實力的深厚,並進而得出結論:要想在江東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改變以前的一味用強政策,實現與江東大族的合作。這是孫策的一大戰略轉變,儘管孫策生前並沒有明確表露這一意圖,但我們可以從他安撫、網羅吳地人才的做法中窺知一二。

  其一,孫策入吳後,嚴格約束手下部隊,禁止擾民,以博得吳地百姓,當然也包括吳地大姓的好感。入吳之前,孫策在吳地老百姓的傳聞中形象不佳,「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在孫策大軍入吳後,「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竟以牛酒詣軍」。一支戰鬥力強大而且紀律嚴明的軍隊,不但能得到吳地老百姓的衷心擁護,而且也令江東大族備感寬慰。

  氏宗族中人孫河、孫靜、吳景等,淮泗精英如張昭、周瑜、黃蓋、程普、周泰等跟隨外,還有一批江東的文臣武將,其數量雖不可與孫權時期同日而語,但也是孫策傾心接納的結果。而且,這批吳地人士大多身居顯職,孫策也視之為股肱,倚之頗深。如朱治,丹陽人,孫策進軍江東時,朱治以吳郡都尉的身份驅走原吳郡太守許貢,迎孫策順利入吳。朱治資歷既高,功勞又著,又與吳地大姓關係密切,在吳地有著相當的表率作用。虞翻,會稽余姚人,孫策攻王朗時依附,他不見容於孫權,卻為孫策所重,孫策甚至讓虞翻出使中原,令北方士大夫一睹南士風采的打算。虞姓為會稽四姓之首,系文化士族。虞翻與朱治的依附,對吳地人士起了一文一武的模範作用。其他如董襲,會稽余姚人,「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是最早投附孫吳政權的吳地人士之一;凌操,吳郡餘杭人,「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賀齊,會稽山陰人,「孫策臨郡,察舉孝廉」,後戎馬一生,為孫吳政權東征西討;全柔,吳郡錢塘人?「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楊都慰」,全柔出身名門,祖上曾為漢尚書郎右丞,算得上江東文化士族,影響力頗大;還有芮良,丹陽人,父芮祉跟隨孫堅征戰,自己跟從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這批江東人士在孫策入吳前後就已融入孫氏集團,並對孫吳政權忠心耿耿,權勢與地位也日見其上,除虞翻為孫權流放外,其餘大多被孫權重用。

  孫策的這一戰略意圖,在他選擇繼承人的時候,得到了最終體現。孫策臨去世時,張昭等人按常理推測,孫策極可能會選擇和自己性格相近,即同樣以「驍悍果烈」著稱的三弟孫翊為繼承人,卻不料孫策選中了孫權。「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原因孫策交待得很清楚,「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要立足江東,不能單憑武力行事,尤其在如何處理與江東大族的關係這一決定孫氏前途的關鍵問題上,光有武力的孫翊顯然是難以勝任的,唯有「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的孫權才是最佳人選。

  漢末天下大亂,江東地區雖有劉繇、王朗這些朝廷牧守,但他們能力有限,自保尚且不暇,江東大族當然不可能死力相效,如虞翻對王朗,不過是盡一種道義上的責任罷了。當勢力強大的孫策擁眾南下時,江東大族自然不會視而不見,只是,依附問題關係到江東大族的前途去向,意義相當重大,在不能斷定孫策能否保護其根本利益之時,江東大族是不會貿然投靠的。換言之,一旦孫策表現出足夠的實力和能力,那麼江東大族的傾心歸靠就是意料中的事。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隨著孫氏集團勢力的逐步穩固和擴大,尤其在孫策採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之後,江東大族的猜疑之心漸次消弭。只是,大姓的猜疑之心雖去,與孫氏集團全面攜手的時機卻還未成熟,全面合作尚需等待些時日。

孫權時期:合作與打擊。

  孫權統治時期,大致可以陸遜為相的赤烏七年(公元224年)為界,分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孫吳政權逐步實現了和江東大族的全面合作,後一階段則是孫權對江東大族刻意防範和打擊的時期。當江東大族勢力發展到登峰造?的時候,也是孫權對江東大族防範和打擊升級的開始,陸遜之死的深層次原因就在於此。

  孫權即位後,對江東大族以招撫為主。由於孫策掌權時已經對江東大族表示出了友好態度,孫權與江東大族的合作就成為水到渠成的事。孫權初即位時,「深險之地鋒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 。孫權在張昭等人的扶持下,除派親信將領攻打吳郡、會稽、丹陽三郡的山越族,還做了一件重要事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擴大統治基礎。其中既包括南渡北士如魯肅、諸葛謹、嚴峻、步騭等人,也包括江東大族中人,顧徽、陸績、張允、張溫、駝統、陸遜、陸瑁、朱恆、吾粲等人,均在此時進入孫氏統治集團。

  隨著孫權對江東大族的倚重,迎來了孫氏集團和江東大族全面合作的高潮,其標誌就是吳地士人大量進入孫吳政府並分享最高層權力。在基層州郡,孫吳和曹魏一樣,早在嘉禾年間(公元232年-公元238年)就已設立九品中正制,以選拔人才,州置大公平(後稱大公正),郡設中正。這一制度的設立,得利最大的當然是江東大族,其次才是南渡北士。如《三國誌·吳書·朱治傳》稱,「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千數」。在中央政府,顧雍從黃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烏六年(公元243年)卒於任上,為相19年,陸遜則自夷陵之戰後,屢遷為上大將軍,「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這樣,吳國的最高文職丞相,最高武職上大將軍,兩者均落入吳人之手,足以說明江東大族的勢力至此已發展到極盛。

  在江東大族勢力迅猛發展之際,危險也同時出現。孫權對江東大族的猜忌和懷疑日漸加深,並採取了一系列的打擊措施,並具體體現在暨艷案、呂壹事件和二宮之爭這三件事上。暨艷案發生於黃武三年(公元224年),張溫、暨艷是吳郡人,與顧、陸大姓關係密切,張溫之妹就嫁給了顧雍子顧承。二人以「核選三署」為名,行「彈射百僚」之實,矛頭所指都是淮泗人物,如丞相孫邵、太守王靖,這自然引起淮泗集團的強烈不滿。

  孫權堅決站在淮泗集團一邊,不顧駱統、陸瑁等人上疏求情,殺暨艷、廢張溫,此後張溫一族也從吳國政治中消失。呂壹事件發生於赤烏元年(公元238年),這一次是孫權借校事呂壹之手對江東大族勢力進行抑制,首當其衝的是丞相吳人顧雍,然後是左將軍吳人呂據,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引起江東大族的強烈不安。而驃騎將軍步騭、太常潘浚等淮泗重臣也極力反對,最後孫權不得不以呂壹為替罪羊,一殺掉事。

  如果說,前兩事件對江東大族的打擊還只在局部,那麼二宮之爭對江東大族的打擊就可謂傷筋動骨了。二宮之爭是太子孫和與魯王孫霸間的奪位之爭。大體而言,江東大族多支持太子孫和,淮泗集團則大都擁護魯王孫霸,孫權對二宮之爭貌似公允實則偏心處置,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他打擊江東大族勢力的決心。

  他先將丞相陸遜逼得「憤恚致卒」後,繼續遣使責問陸遜子陸抗二十事。接著,原丞相顧雍子顧潭、顧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異鄉,驃騎將軍朱據被賜死,尚書選曹郎陸胤下獄,太子太傅吾粲被誅殺,張純棄市,江東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說是摧折殆盡。相形之下,孫權對參與二宮之爭的淮泗人物的處置卻是輕描淡寫的,僅全寄、惕竺、吳安、孫奇4?無關緊要的小人物遭誅,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騭等反受陞遷。

  孫權對江東大族堅決打擊的原因,絕不僅僅在於陳壽所說的孫權疑心過重,即「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既臻末年,彌以滋甚」,其原因是深層次的。

  從政治上看,孫吳國內除孫氏宗室外,另有兩股政治勢力,即南渡的淮泗集團和江東大族集團,這兩股勢力共同輔佐孫氏政權成就霸業,與曹魏、劉蜀相抗,但又互相約束、牽制,在政治上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孫吳開國,多是倚仗淮泗精英,但隨著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北方士人暫時不再南渡,南渡北士集團因為後備人才不足,日漸衰退。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著名將領周瑜、魯肅、呂蒙等均已去世,此後南渡北士難以擔綱孫吳政權中的重要角色。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盤踞江東多年的江東大族,勢力深厚,影響深遠,因此後備人才源源不斷,又加上控制了吳國的官員仕進途徑,他們的政治上升勢頭有超過前者的趨勢,這自然會破壞已有的政治平衡。

  這種趨勢自然不是孫權願意見到的,相比較而言,孫權更願意任用南渡北士,因為南渡北士集團跟隨孫堅、孫策、孫權父子多年征戰,與孫氏政權的關係正如呂范所言,「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而江東大族久居江東,與孫氏政權實質上僅是一種合作關係,孫氏政權借江東大族而建業圖霸,?東大族也借孫氏政權而擴充勢力。南渡北士與江東大族,孰近孰遠,孫權心中當然很清楚。

  再從經濟上看,隱匿人口、侵吞土地,本是東漢末年以來豪強地主的拿手好戲,江東大族也不例外,「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是吳國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同的是,在吳國,江東大族超越制度過量佔有土地和勞動力的行為,是得到孫吳政權默許的。《世說新語·政事三》載會稽賀邵出任吳郡太守,遭吳中諸強輕視憤而以「檢校諸顧、陸役官兵及藏逋亡」以示報復一事,及余嘉錫在《世說新語箋注》中稱:「人多離其本土,逃亡在外,輒為勢家溜藏匿,官不敢問」。皆說明孫吳政權實際上是以默許江東大族私佔人口、土地為條件,來獲得江東大族的支持。

  而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豪強地主佔得的人口、土地越多,對孫吳國家越不利,因為本該入孫吳國庫的租稅轉入大姓之門,本該為國家服徭役的編戶轉為大姓所役使,此多彼少,豪強受益則國家受損,這是必定的。從這個角度看,孫權打擊勢力日見擴大的江東大族實屬必定。

  陸遜之死就與此有關。馬植傑先生曾指出,「孫權與陸遜兩人的矛盾乃是君主專制與權勢大族矛盾的體現」,此言誠然不差,但稍嫌籠統。事實上,夷陵之戰後陸遜集丞相、上大將軍兩職於一身,其威望在孫吳已經無以復加,不僅充當了吳地江東大族中領袖人物的角色,在吳國政壇中也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隨著孫吳政權在江東的漸次鞏固,江東世家大族在孫吳建國的過程中也如上所論在經濟、政治上得到了相應好處,但孫權的猜疑之心也與江東世家大族勢力的崛起在同時增長。出於孫吳皇權自身穩定的需要,孫權情願依靠、重用在江東毫無根基的南渡北士集團,而不願讓世代植根江南的吳地大姓的勢力過於膨脹,必要時也會加以種種限制甚至打擊。因此,孫權逼死陸遜,其矛頭所指實為陸遜身後的江東世家大族,是在孫吳政壇中達到巔峰的江東世家大族的勢力。這可以說是陸遜被逼死的深層次原因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孫權雖對江東大族進行了重大打擊,但孫吳政權和江東大族之間卻並未因此產生難以癒合的裂痕。這是因為,孫權對江東大族的根本利益並未觸及。江東大族憑借世襲領兵制等特權制度,仍然在地方上佔有著大量勞動力和土地,再加上大族子弟步入吳國政壇的仕途通達依舊,只要假以時日,江東大族勢力必定會在吳國再次崛起。

  三嗣主時期:面和與心背。

  孫亮、孫休、孫皓統治時期,孫吳政權與江東大族的關係有著多次調整,以下分而述之。建興元年(公元252年),會稽王孫亮即位。此時距二宮之爭不久,江東大族剛遭重創,只能採取低調姿態,而宗室與南渡北士的勢力則相對轉盛。當時輔政的都是南渡北士和宗室人物,且以諸葛恪為首,「權疾困,召(諸葛)恪、(孫)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其中,孫弘、孫峻為宗親,諸葛恪、滕胤、呂據3人為南渡北士,後來雙方展開了一場血腥爭鬥,諸葛恪殺孫弘,孫峻殺諸葛恪,孫峻死後由弟孫琳接掌大權,孫琳殺滕胤、呂據,孫氏兄弟把持吳國內政直到孫休即位初期。這一時期,由於江東大族尚未從打擊中恢復,對孫氏宗室和南渡北士之間的爭鬥明智地採取了旁觀的態度。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景帝孫休即位。次年,孫休處死孫琳。此後,孫休一邊依賴南渡北士,一邊重新啟用江東人士,基本形成淮泗人物和江東大族分享政權的局面。丞相為陳留人濮陽興,大將軍為廬江人丁奉,左將軍張布典禁軍,而山陰丁密為左御史大夫,會稽賀邵為散騎常侍,秣陵紀亮為尚書令,子紀陟為中書令。同時,繼陸遜之後,以陸抗、陸凱為代表的江東大族新生代領袖人物開始在軍事上嶄露頭角,這在很大程度上?益於吳國實行的世襲領兵制。陸遜卒後,陸抗以建武校尉,「領遜眾五千人」。以後穩步上升,至孫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陸抗為鎮軍將軍,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區。

  陸凱是陸遜的族子,孫休在位時,「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督長江中游。此外還有陸胤為安南將軍,督長江下游的虎林地區。3人均手握重兵,是吳國軍方的實權人物。這一時期的江東大族,不僅政治勢力有所恢復,而且由於握有軍權顯得後勁十足。

  元興元年(公元264年),孫皓上台。由於孫休亡時,「蜀初亡,而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吳人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君王,於是由丞相濮陽興和左將軍張布等迎立年齡稍大、名聲較好的孫皓。孫皓雖由濮陽興等人迎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樣受到江東大族的擁護,因為孫皓是在二宮之爭中遭受廢黜命運的太子孫和的長子。孫和當年曾受江東大族的鼎力支持眾所周知,所以立孫皓為帝,恐怕更符合江東大族的意願。

  孫皓即位不久就露出殘虐的一面,有迎立之功的濮陽興和張布都被他殺害,淮泗集團的後備人才本就缺乏傑出之輩,孫皓的所作所為更加劇了這種現象,江東大族的勢力再次得到擴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孫皓即位後,陸抗遷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荊州地區,實際上整個吳國的邊防重擔全在陸抗一身,當時甚至有「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之說。鳳凰元年(公元272年),陸抗平定步闡之亂,遷大司馬、荊州牧,手中權柄,已不亞於乃父陸遜當年。再有陸凱,孫皓初立時,任鎮西大將軍,後遷至左丞相。他在相期間,多次上疏直斥孫皓的諸種昏庸,辭語激烈。以孫皓的為人,如果不是因為陸凱身後有強大的陸氏家族,10個陸凱恐怕都不夠他的殺戮,可見江東大族的勢力已擴大到了何種程度。

  和孫權一樣,孫皓也面臨著江東大族勢力過分膨脹的問題。所不同的是,孫權在位時勵精圖治,吏治較為清明,國家通過屯田制?掌握著大量國有土地和勞動力,而且還有足以與江東大族抗衡的淮泗集團可供憑借,所以完全可以對江東大族進行一定程度的打擊和抑制。

  孫皓在位時則全然不同,屯田制已經基本廢除,國力大不如昔,孫皓本人又毫不顧惜民力,肆意妄為,「(皓)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佈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疲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在這種情況下,孫皓已沒有實力像孫權那樣正面向江東大族開刀了,只能從側面對江東大族進行削弱。例如,孫皓對陸抗的增兵建議置之不理,反而大封同姓王,「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兵三千人」;又遷都武昌,試圖遠離與江東大族關係密切的建康城,還將宗族勢力相對較弱的會稽賀邵處死;陸凱生前,孫皓不敢動他,在他死後,孫皓將他家屬流放建安。

  江東大族對孫皓的態度也經歷了一個由支持到最後離心的轉變過程。孫皓初立時,無疑得到過江東大族的支持,但隨著孫皓昏庸殘暴本來面目的露現,江東大族的代表人物如陸抗、陸凱、賀邵等人也不斷地遞上一份份措詞日趨激烈的上奏,陸凱更是抗顏直斥孫皓二十事,這在蜀、晉兩國都是無法想像的。當一切努力均告白費,反遭孫皓的猜疑時,江東大族終於失望地和孫吳政權分道揚鑣。

  縱觀西晉的整個滅吳戰爭,晉軍沒有遇到過一次堅決的抵抗,王濬自蜀伐吳,一路上「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最後長驅直入金陵城。孫皓自己也說,「得陶睿表雲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用,兵將背戰耳」 。江東大姓支持孫氏兄弟,是戰亂之際為自己切身利益尋求的一種保護,隨著孫權去世,繼承人弱暗無能,孫氏政權已無力給大姓以庇護,所以不僅是江東大姓,包括南渡大姓在內都要另擇明主,對南下的晉軍毫無抵抗之力的原因也就在這裡。

  事實上,令江東大族最終心寒的不是孫吳政權對他們的打擊和抑制,而是末?孫皓的昏庸殘暴。對給了他們財富、地位的孫吳政權和英明之主孫權,江東大族仍是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的。陸機在《辨亡論》中回答吳國何以滅亡時,不同意吳蜀唇齒相依,「蜀滅則吳亡」的說法,指出吳國「四州之地」,所謂「用之者失也」,就是把亡國原因歸於孫皓的委婉說法。在陸機看來,如果不是因為孫皓的昏庸殘虐,孫氏政權和江東大族的合作是可以延續下去的。

  孫吳國家當然可以賴以存焉,江東大族也可以繼續享有榮華富貴,陸機的這種心態可以說是吳人心態的典型。正因為如此,名傳千古的《辨亡論》中才會蘊含著?切的故國之情、亡國之痛,對曾經抑制和打擊過他們的孫權,拳拳緬懷之情也溢於詞語之間。

  綜上所述,江東大族在孫吳基層社會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是孫吳統治階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當然不能低估。但從孫吳獨霸江東,並進而與魏、蜀爭霸的角度來看,江東大族的日漸強大會對孫吳國家構成一種威脅。立國之初,為取得各種社會勢力的扶持和平衡及盡量擴大社會基礎,孫吳君王可以分出相當部分的權力與大姓分享,但隨著基礎的穩固,孫吳君王就逐漸無法容許大姓對自己皇權的分割了。由此可以認為,孫吳政權與江東大姓的關係實處於一種動態平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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