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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會之叛」是司馬昭執政期內遭遇的一次政治挑戰，也是三國後期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
鍾會，字士季，魏國太傅鍾繇之子，「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他為司馬氏政權數立大功，特別是在伐蜀之戰中，滅亡了蜀漢，功勞很大。但是蜀國剛滅，他又轉而反對司馬氏，隨即很快敗亡。
鍾會之亂時處三國後期，此時魏國在司馬氏的掌管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蜀國因姜維的北伐屢屢失敗，力量日漸消耗，加上劉禪寵信宦官黃皓，導致朝綱混亂，民有菜色，終於被魏所滅。這時的吳國也是社會矛盾尖銳，實力大大下降，處於滅亡前的掙扎時期。在這種背景下，司馬氏統一三國已是大勢所趨。而「鍾會之叛」正是在這種複雜的的背景下發生的。
蜀漢投降後，鄧艾「拜禪行驃騎將軍」，並對司馬昭上表，以伐吳為理由，反對將劉禪送到洛陽。 鍾會、師纂、胡烈等人上書稱鄧艾欲反，司馬昭便讓鍾會和監軍衛瓘收捕鄧艾父子。鍾會派衛瓘先行，自己在景元五年正月十五日達到成都。次日，他「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魏太后遺詔宣佈起兵討伐司馬氏。「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
蜀漢降將姜維勸鍾會殺死魏軍這些將領，鍾會卻一直猶豫不決。而鍾會欲坑殺魏將士的消息迅速在魏軍中傳播，十八日，城外魏軍殺入成都，鍾會和姜維都被亂軍所殺。
鍾會年少成名，缺乏深沉的氣度和隱忍的耐心。在他征蜀之前，邵悌、賈充等人就對司馬昭說鍾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 魏國著名才女辛憲英也認為：「會在事縱恣，非特久處下之道。」。司馬昭卻笑曰：「若蜀已破，遺民震恐，不足以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袛自滅族耳」。司馬昭認為，蜀漢若亡，蜀國人心已散，不足以成為謀反的依靠;魏軍滅蜀後，普遍思歸，也不會同鍾會作亂。但是司馬昭也做了相應的防範工作，「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自將十萬屯長安」，這種應對措施使得鍾會叛亂沒有出其不意的佔領先機。
鄧艾死後，鍾會獨掌蜀中大權，手下有20 萬兵馬。如果採納姜維的建議，盡早誅盡魏將，姜維通過鍾會恢復蜀漢是有可能的。
鍾會先後擔任過魏國的秘書郎、中書侍郎，被司馬昭譽為「吾之子房」。但是長期以來，鍾會一直只負責出謀劃策，從無獨自帶兵作戰的經歷，所以他長於謀劃短於決斷，難以獨當一面。這種不能當機立斷的性格，使得他在關鍵時對坑殺魏將之事猶豫不決，造成了最後被殺的結果。
鍾會失敗的關鍵是不能穩定魏軍軍心，也就是在勝利之後，魏軍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蜀漢滅亡後，鍾會厚待姜維，引為心腹，魏軍將士對此頗為不滿。而除了姜維，鍾會再無第二個可以信任者，也無法控制魏軍，導致了他的失敗。
鍾會寫過一本《四本論》的書，內容是關於「才」與「性」的關係。在書中，鍾會指出「性」是指人的德性之質，「才」主要是指政治方面的實際才幹，這二者是相吻合的。
鍾會出身望族，如果主張「才性異」，那就是證明下層人物可以通過努力，在沒有高貴的血統和顯赫的名聲的情況下，也能進入貴族行列，勢必對世家大族產生不利影響。
司馬懿成功利用了世族門的這種心態，實現了專權。但是司馬氏將詭詐的政治權謀是置忠孝仁義的儒家思想於不顧的，信奉傳統儒學觀的士人對此非常反感，心態也產生了明顯分化。此時的鍾會對「才」與「性」相統一產生了懷疑，轉而站到「才性異」之說的行列中去了。這種才性觀的嬗變導致了其功利心態的高漲和政治品行的降格。
司馬師廢魏帝曹芳迎立曹髦，甘露五年，曹髦又被司馬昭手下殺害，使得鍾會對司馬昭的為人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鍾會之叛」，是想借助擁兵割據的方式與司馬氏爭雄。然而，司馬昭對鍾會早有防備。司馬昭作為一個政治家，在伐蜀之役中重用鍾會，決定性的因素乃是鍾會堅定地支持伐蜀。重用鍾會不過只是被司馬昭用來與朝廷中反對伐蜀的阻力抗衡的一件武器，是司馬昭通過滅蜀的勝利掩蓋弒君，轉移人們的視線，從而繼續推進司馬氏的政治霸業的一種手段。所以司馬昭在對鍾會賦予極大權力的情況下，一刻也沒有放鬆對鍾會的監控。在伐蜀之役中，司馬昭的親信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就是司馬昭的防範舉措。
鄧艾在伐蜀之役中立下首功，但因為之前鄧艾是伐蜀之役的反對者，又出身寒門，為高門權貴所排擠。鄧艾的職位資歷雖高，卻因為出身和政治看法不為司馬昭所信任，加之其在伐蜀成功後，得意忘形，不受節制，最終被司馬昭的親信衛瓘殺害。鄧艾可以說是司馬昭借助鍾會、衛瓘之手除去的，鄧艾一死，司馬昭對其擁兵自重和叛變造反的憂慮便不再存在。
「鍾會之叛」的誘因在於司馬昭派賈充來收鍾會的兵權，鍾會怕自己和鄧共一樣在失去兵權後，被司馬昭藉故誅滅，所以倉促起事。「鍾會之叛」實質上是司馬氏統治集團的核心權力與地方威脅性割據勢力二者不可調和的矛盾所致，是無法避免的。
鍾會起兵有沒有成功的可能呢?鍾會有十餘萬大軍，如果控御得當，未必沒有事的可能。
鍾會如欲起事成功，時機很重要。在鄧艾偷襲陰平之時，鍾會如人聯絡姜維，告知鄧艾已間道入蜀，並向姜維說清楚自己欲與蜀聯合的意思，姜維便可率軍回援諸葛瞻，那麼鄧艾不見得能在綿竹之戰中大獲全勝。同時鐘會反叛後，鄧艾一支孤軍也很難令蜀國君臣投降。此時鐘會可以從漢中出發，佔領長安，進逼洛陽。這才是他最好的時機。
鍾會在進軍途中因為許儀架橋質量問題，斬了先鋒官、許褚之子許儀，「諸軍聞之，莫不震竦。」此時是鍾會在魏軍中威望最高的時刻，也是他控制魏軍軍心的最佳機會。如果處置得當，將軍中司馬昭親信全部誅殺，又得到蜀國支援，趁司馬昭沒有準備好，反戈一擊，或許會有所作為。即使失敗，也可以依靠或者投奔蜀國，此時的司馬昭一時半會尚無再次伐蜀的實力，天下局勢也許會產生變化。
滅蜀之後，依靠姜維等蜀國降將反叛，並非上策。姜維一直忠於劉禪，對鍾會不過是利用關係。想靠這些蜀國降將成事，在沒有得到魏軍將士支持的情況之下，是絕無成功的可能的。
鍾會反司馬氏的決心本不堅定，只是被迫舉事，所以很快就敗亡了。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使諸葛亮復生，也毫無成功的可能。
鍾會的反叛是統治者核心權力與地方威脅性割據勢力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是司馬氏政權的門閥政治中不可調和的家族勢力及品第之爭。
為維護自身的核心力基礎和門閥政治體系，司馬氏對朝廷中潛在的威脅一直不遺餘力的清除，以便於統治者對政權更牢固地操控。鍾會的被殺不過正是對這種威脅的清除之一罷了。
魏滅蜀之役是司馬氏政權邁向統一的決定性一步，鍾會的敗亡，一點也沒能撼動或司馬氏對魏國朝政的控制，也沒有在益州建立新的割據政權，後果只是葬送了鍾會自己和懷有復漢之志的姜維。魏兵在殺害鍾會後又在蜀中進行殺掠， 「死喪狼籍」，連劉禪的太子劉璿也被殺。
「鍾會之叛」是魏晉士族在政局危勢險情的壓力下，為改變被動處境的反抗。這只是魏晉士族對司馬昭以「勢」治「道」權術的不滿的一種爆發。鍾會的反叛是魏晉時期士人信念危機的一種激烈表達，其後果並沒有影響到歷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