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艾率軍進攻蜀漢時,成都不是還有幾萬士兵嗎?為什麼就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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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艾率軍進攻蜀漢時,成都不是還有幾萬士兵嗎?為什麼就投降了

景元四年(263年)秋,曹魏權臣司馬昭命大將鍾會、鄧艾率軍分路伐蜀。結果當鍾會與蜀漢大將軍姜維對峙於劍閣,勞而無功並準備撤軍之際,鄧艾卻率兵偷渡陰平,越過七百餘里無人煙的險域,襲占江油、綿竹,斬殺負責抵禦的蜀軍大將諸葛瞻(諸葛亮之子),隨即率領數千魏軍進逼成都。

鄧艾進攻成都時,手下僅有數千士兵

此時,成都城內兵多糧足、城高池深,按照常人的設想,後主劉禪理應選擇堅守禦敵。況且,此時姜維已率軍火速入援,如能在成都淪陷前趕到,擊敗鄧艾、扭轉局勢也並非沒有可能。然而劉禪卻未做絲毫抵抗,便向鄧艾舉城投降,究其原因,無非有以下幾點:

首先,成都城內雖然尚有數萬軍馬,但大多是老弱病殘、從戰場上潰敗而回的殘軍,以及從市井中臨時招募而來的士兵,不僅毫無戰鬥力,而且從心理上對氣勢如虹的魏軍畏之如虎。用這樣的士兵守城,形勢可想而知。此時,蜀軍真正的精銳由姜維統領著對抗鍾會,雖然已經加速馳援成都,但正所謂「遠水解不了近渴」,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曹魏攻滅蜀漢形勢圖

其次,以譙周為首的益州士人集團反對戰鬥,並到處散佈投降的言論。熟讀歷史的人都知道,蜀漢政權從本質上來講屬於「外來政權」,其統治階層都是由劉備從荊州或中原地區帶過來的人士及其後代,而當地的士人階層則長期被壓制。在這種情況下,益州士人既為了保衛家園不被戰火摧毀,也懷著「當家做主」的目的,非常希望劉禪能夠投降。

再次,蜀漢將「北伐中原,興復漢室」奉為國策,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曾發動過16次北伐,結果均以失敗告終。連年的北伐讓蜀漢疲敝至極,以致於出現「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見《三國誌·卷三十五》注引《默記·述佐篇》)的現象,深為益州士人、百姓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堅守成都、負隅頑抗,難以得到民眾的支持。

諸葛亮、姜維的屢次北伐,讓益州百姓苦不堪言

最後,蜀漢著名將領凋零現象非常嚴重,此時無人能夠主持大局,做好成都的防禦工作。眾所周知,蜀漢以一州之力對抗佔據中原的曹魏,人才奇缺的現象始終都是個大難題,而作為外來政權,劉備、劉禪都不敢倚重益州將領,而是寄希望於荊州或中原著名將領們的後代,然而他們的能力卻乏善可陳。所以,當面對蓋世著名將領鄧艾率領的魏軍時,已經無人敢站出來擔負守城工作。

當然,面對種種不利因素,劉禪除了投降外,還有兩條出路,即南逃至南中以圖再舉,或者依附於東吳。早在鄧艾攻佔綿竹、進軍成都之際,便有朝臣提出上述兩條建議(「漢主使群臣會議,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與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見《資治通鑒·卷七十八》),但在譙周的極力勸阻下,最終均被劉禪否決。

譙周勸說後主放棄抵抗,向曹魏投降

譙周給出的理由很具有說服力:南中乃蠻夷聚居之地,對蜀漢朝廷毫無忠心可言,一旦有風吹草動,必定會聯合起來作亂,若想依靠他們來對抗曹魏,無異於癡人說夢;東吳勢力遠弱於曹魏,唯有與蜀漢共存、結盟,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一旦蜀漢滅亡,那麼不久後也勢必會吞併。如此一來,劉禪投降東吳已是受辱之舉,若東吳滅亡後再投降北方,則是二度受辱,倒不如直接投降曹魏為好。

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並吳,吳不能並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引文同上。

劉禪自知無力回天,只好向鄧艾投降

正是基於以上種種困難和考量,劉禪最終放棄抵抗、選擇投降。景元四年(263年)十一月,劉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60餘人出城投降,同時又派人曉諭姜維,命他向魏將鍾會投降。至此,立國42年的蜀漢正式滅亡。劉禪投降後被遷往洛陽,不僅保住了身家性命,而且獲封為安樂公,在世間又存活了18年,最終在西晉泰始七年(271年)病死在洛陽,享年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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