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人之祖 乾坤巨擎——由曹操談中國的強人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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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趣話

強人之祖 乾坤巨擎——由曹操談中國的強人現象

以儒家綱常「忠孝節義」為欽定意識形態的古代社會,篡逆為最大首惡,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曹丕進而篡漢立國,悖理儒家綱常自然是十惡不赦,故而千年以來曹操多以白臉奸臣示人,但拋開意識形態而論,由曹操而始的這種篡位強人現象卻值得探討。

對於曹魏因儒家倫理作祟,後世多事貶大於褒,但對於曹魏的定論,個人覺得《宋書武帝本紀》序言部分十分得當:

——「漢室載祀四百,比祚隆周,漢末失鹿,四海橫潰,而民心繫劉氏,黎圓黔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才略服眾,夷凶剪暴,誅內清外,功格寰宇,故能坐移天歷,鼎運雖改,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司馬晉籍宰輔之柄,因曹魏皇族之微,三代世擅重權,用基於王業,是故曹魏務其實而司馬晉得其果也」

西晉陳壽作《三國誌》以西晉為正統,以春秋筆法作史,對魏蜀吳三家盡量做到客觀公允,在對曹魏的評述中也多有貶損和嘲諷,但對曹操卻不失溢美之詞:「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自東漢以來的大莊園主經濟直接造成了土地兼併,士族有彌望之田,而貧者無立錐之地,東漢形成了龐大的流民直接導致了黃巾之亂,而誰能獲得流民支持誰就能成王霸之業,第一個有此清醒認識的人便是曹操,曹操首開屯田之策,不但迅速擴展了軍力,且大得民心,這與那些饑則虜掠,飽則棄余的草莽軍閥的本質區別,屯田制雖被後世詬病多多,認為其讓農民,士兵形同「農奴」但不能否認在漢末大混戰之後,屯田制確實安撫了流民,恢復了社會生產,屯田制也成為曹操能迅速壯大的經濟基礎。而對於挾制漢獻帝劉協一事,自然是「亂臣賊子」但也可換一個角度來看,權臣強人之路有進無退,走到此種地步的人不稱帝,難道還有第二條路?假設曹丕不願背一個篡位的罵名而保留獻帝,曹丕也可以將獻帝及漢庭作為象徵設置於洛陽,讓獻帝及劉姓皇族像戰國時期的周天子一樣安守百里王畿,而將丞相府等軍政實權系統設置於許昌.

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可能會出現一個類似於一千年後日本幕府一樣的格局,作為討夷大將軍的德川家康將幕府行政機構設於江戶,而將作為虛君的天皇安置於京都,曹氏也可能像德川家族一般長期掌權,可惜這只是空想,凡掌神器者都是將自己置於了眾矢之地,一旦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也就沒有了退路,不想當皇帝都難,否則禍連子孫,霍光和多爾袞便是明證,霍光先後廢立三帝卻恪守臣道沒有僭越稱帝,結果死後被漢室夷族,多爾袞死後被順治挫骨揚灰,也可以想像假如曹操真的大政奉還給漢庭,死後曹氏會是什麼結局。而正史記載,獻帝遜位後安享榮華直到魏明帝時,享年57歲,得以善終.

對於一個末代罹亂君主而言,已是最好的結局,東漢歷經恆靈亂政到董卓進京時事實上已經滅亡,曹操以一己之力保得漢庭延續已是功德,且曹氏歷盡殺伐統一北中國,得國堂堂正正,稱帝猶如辛勤耕耘後採摘的果實,不存在篡位之說。且曹氏對遜帝仁至義盡,《後漢書》載,曹丕封獻帝為山陽公,封國內任用天子依仗,上書不稱臣,已是最大恩典,文學作品嚴重醜化了曹魏,後世比曹丕心狠手辣的權臣比比皆是,劉欲殺晉廢帝司馬德文,高洋殺北魏廢帝,宇文泰殘殺西魏皇族,楊堅誅殺北周皇族嬰孩不免,軍閥朱溫屠殺唐朝皇裔,滿清不留朱明前朝餘脈,即使仁義的趙匡胤也在黃袍加身後鴆殺掉19歲的柴氏廢帝,與後世相比曹丕簡直是聖人。

曹操實際上開啟了中國強人政治的先河,由宰輔兵權主掌朝局,加九錫,僭越稱王,然後「禪讓」稱帝幾乎是篡位的固定公式,王莽篡漢是借出色的「演技」與兵戈殺伐而奪天下的曹操不可同日而語,曹操樹立了一個強人樣板,這種強人形式並不是手綰大權,一手遮天,作威作福的權臣奸逆,而是指雄才大略,定鼎天下的乾坤巨擎,前種類型如東漢「跋扈將軍」梁冀,雖權勢熏天,卻遺臭萬年,只能算作「權奸」,而曹操類的強人雖爭議多多,卻是功勳齊天,為後人稱頌,後世有如「魏武再生」的如桓溫,劉裕,東晉時恆溫三次北伐,滅成漢及鮮卑南燕,劉裕三次北伐先後滅慕容氏後燕,羌人南涼及赫連勃勃大夏國,並成功光復長安洛陽,「手提兩京換天子」辛棄疾的詞「人道是寄奴曾住,遙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佛狸祠下一片神鴉鼓,」便是哀歎南宋再無劉裕一類可力挽狂瀾的豪傑。後世長孫無忌稱讚太宗皇帝也是「神類魏武」,在兵戈亂世,神州陸沉,天地倒懸時期盼的也是此種強人,而非那些恪守君臣倫理的腐儒之輩。

秦漢到隋唐之間,常有強人政治出現甚至於強人篡位創立新朝,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司馬炎,蕭道成,蕭衍,宇文泰,高洋,包括隋文帝楊堅,政權的轉移往往只是中央執政者的改變,一般老百姓一睜眼,忽然有了新皇帝,這種由權臣篡位改變改成的朝代,權臣一個個如同「寄居蟹」先蝕空了養分,然後鳩佔鵲巢,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你方唱拜我登場,建立的多是短命王朝,與鼎移革新,萬象輪轉,順天承運沒半點關係,國祚不會長久,老百姓受到的驚擾倒也不算多,這樣的改朝換代往往只在中央換一些新人,換湯不換藥。

其中有些人可以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和需求,有些人卻只因為人在權力中心,恰逢其時,順手牽羊竊取了政權,並沒有改變僵化的中央政權的意願,而兩宋以降,篡竊現象完全絕跡,無論權力核心如何腐敗和無效,卻沒有強人取而代之,此種情況出現有一部分是因為兩宋以後,君臣倫理的思想變成了儒家正宗,一般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不再感冒天下之大不韙改天換日,只有老百姓實在窮而無告,才會鋌而走險,斬木為兵,揭竿而起,造成巨大民變,明末,清末的動亂皆由此起。

清末太平天國聲勢浩大,湘軍以地主士大夫力量崛起於民間,居然一舉平定大亂,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些人,明知滿清腐敗透頂,無可救藥,卻不敢取而代之,只能明知不可為而為,充當「裱糊匠」。清末民間處處有維新立憲改革的呼聲,可高官疆臣們都不敢有脅迫清廷改變的行為,甚至義和團運動時,「庚子國變」的罪魁禍首慈禧太后已經逃到西安,東南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吏敢於提出東南互保,卻不敢要求慈禧釋放光緒,另外組建一個可以進行維新改革的朝廷,可見當意識形態成為欽定正宗時,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麼的強大。

試想當年官至五省總督,坐斷江南,提調一切軍政要務的曾國藩若有曹操一星半點的見識和膽略,提兵北上,與朝內的肅順,恭親王等結成同盟,實行「兵諫」抬出「祖制」這個尚方寶劍,料想西太后慈禧不敢造次,必定大政奉還,那時雖是滿人朝廷,卻不會出現女主垂簾聽政的政局,亦能將國家安於磐石之上,老百姓也可少受點罪,而漢人推行洋務,則無半點掣肘,天地為之一變也不無可能,可惜曾李左等人皆囿於君臣倫理小節,而無國家民族大義,百年之後蓋棺定論,他們絕對是愛新覺羅的忠臣,卻不是推動歷史的強人。儒家綱常倫理磨掉了中國人的血氣,再無頂天立地的強人,而只有忠順的奴才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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