譙周如果不勸諫劉禪投降,蜀漢會滅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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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趣話

譙周如果不勸諫劉禪投降,蜀漢會滅亡嗎?

譙周(公元201—270年),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今四川閬中)人。蜀漢地區著名的儒學大師和史學家。史學名著《三國誌》的作者陳壽即出自他的門下。

步入仕途直言勸諫

譙周的父親譙賆是一位學者。他學識宏富,尤善《尚書》,對於諸經及圖緯書的造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頗有名氣。劉焉、劉璋父子統治時期,州郡政府多次辟請他出仕為官,皆遭拒絕。後不得已,譙岍應州府之召,暫作過一段師友從事的職務。

在譙周的幼年時期,譙岍不幸去世。由於家境貧寒,譙周被寄養在舅父的家裡。他酷愛讀書,家中雖然經濟困難,但譙周卻從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產業方面來,整日孜孜不倦地誦讀典籍,以至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經過多年的苦讀,譙周成了博貫古今、精通六經的碩儒。特別是他一手詞理淵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學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雖然為人聰慧,而不善言辭表達,屬於性格內向的一類人。

譙周的青少年時期,益州地區的形勢一直不夠安定。先有劉璋與漢中張魯的爭鬥,後又發生劉備入蜀,攻陷成都,逐走劉璋,建立蜀漢政權的變故。蜀漢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劉備在夷陵兵敗後病逝於白帝城,其子劉禪嗣位,是為後主。諸葛亮受劉備臨終遺命,以丞相兼領益州牧,總攬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漢的政局漸趨穩定。為了緩和與彌縫統治階級內部的派系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團與外來地主集團之間的矛盾,諸葛亮適當地啟用當地的知名人士為官。這樣,譙周以有學識而被諸葛亮薦舉為益州的勸學從事。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諸葛亮病故,大將軍蔣琬接替諸葛亮執政。蔣琬提升譙周為典學從事,總管一州學校、生徒的訓導、考核和升免等事。這一年,譙週三十三歲。

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後主立其子劉璇為太子。譙周與李譔等一批著名的學者同時被選調到太子府任職。他先為僕,後轉為家令。蜀漢後主劉禪是一位平庸低能的君主。諸葛亮在世期間,他懾於乃父遺命,被迫「父事丞相」,在諸葛亮面前唯唯諾諾,言聽計從,因有所約束,未出過大錯。諸葛亮死後,劉禪貪圖奢華享受的惡性日漸暴露。他屢次想廣修宮室,采擇民女,以供玩樂。但由於受到蔣琬、董允等人的強烈抵制,也未盡如意。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蔣琬、董允相繼去世。主管朝政的費禕信任陳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職務。陳祗是個玩弄權術的政客,與宦官黃皓互為表裡,操弄權柄。對於後主劉禪,陳祗、黃皓阿意順從,百般迎合。劉禪遂如釋重負,肆意胡為起來。於是,他經常外出遊逛,並增造後宮,廣設伎樂,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

譙周對劉禪的荒唐行徑,非常反感。這一年,他上疏進行勸諫。譙周以新莽末年的歷史為例,說明政權的得失與人心的向背關係極大。他說,王莽敗後,群雄擾攘,豪傑蜂起,都想奪得政權。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劉玄和公孫述的力量最強,但他們一個個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遊獵享受,從不知體恤百姓疾苦,關心人民的生活。終因喪失人心,遭到失敗。而漢光武帝劉秀從善如流,廣納眾諫,注意理冤獄,力節儉,施仁政,遵法度。這些作法深得人心,歸附的人越來越多,終於由弱變強,兼併諸雄,成就帝業。譙周希望後主以劉秀為榜樣,敬賢任才,力修內政,樹立起完成光復漢室,統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還提出了省減樂官、停止興造的具體建議。

劉禪對於譙周的上疏,很不以為然,不僅不採納他的建議,反而疏遠了他。這一年,譙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職務,改任中散大夫。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主持朝政的費禕被魏將刺殺。費禕死後,蜀漢的政局急轉直下。後主更加寵信黃皓,聽憑他肆意弄權,敗壞政事。朝中的大臣,或與黃皓勾結,狼狽為奸;或受其譭謗,橫遭排抑。接替費禕職務的姜維,一則畏怕黃皓的勢力,二則急於立功,所以長期居外,連續向曹魏用兵。由於姜維不顧國力,冒然出擊,所以一再損兵折將,大敗而還。窮兵贖武和政治腐敗,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聲載道。譙周對此十分不滿。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他猛烈抨擊朝政,並與尚書令陳祗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他知道自己的意見,不會受到朝廷的重視。退朝以後,遂採用兩人對話的體裁寫了一篇譏諷時政的文章《仇國論》。在文內,譙周提出治國的根本在於養民恤眾的主張。他說,周文王以少勝多,是作到了注意養民;勾踐以弱勝強,是由於能夠恤眾。不顧百姓疾苦,不能與民休息是造成社會動亂的原因,所謂「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他預言,蜀漢「極武贖征」,必定「土崩勢生」,如果「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譙周勸告後主,「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射幸數跌,不如審發」。就是說,與其每戰必敗,不如慎重出擊。

不久,後主解除了譙周的中散大夫職務,升任為光祿大夫。在漢代,光祿大夫主顧問應對,無常事,是一種名義上地位很高,而實際上並無任何權力的榮譽官職。從此,譙周被排斥出參政的行列,「不與朝政」。因為他在學界極有聲望,朝廷不得不「以儒行見禮」,但也只是故作姿態而已。

兵臨城下倡言降魏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掌握魏國實權的司馬昭看到蜀漢政權已面臨土崩瓦解之勢,遂決定出師滅蜀。這年冬,他派鍾會率兵十萬,由漢中趨劍閣;命鄧艾領眾三萬,自狄道入蜀。幾路大軍中,鄧艾一支首先獲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緣崖,冒險而進,渡陰平,陷江油,下綿竹,長趨直入,逼近成都。

對於這種危急局面的出現,後主劉禪事先毫無思想準備。黃皓等人愚弄他,屢進鬼巫之說。劉禪真的以為敵人不會來攻,故不作任何防備。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劉禪才慌了手腳,急忙召集群臣會議,商討對策。由於形勢急迫,「不與政事」的譙周也例外地被召參加了會議。群臣商議了許多,意見不能統一。這個說,吳蜀兩國是聯盟,東奔吳國是有條出路;那個講,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守難攻,南下或許死而復生。爭爭吵吵,議論紛紛,舉朝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譙周別樹一幟,提出降魏的主張。他認為,東奔吳國的意見不能成立。魏吳兩國,實力相差懸殊,魏能並吳,吳不能並魏,已成定局。投奔吳國是稱臣,投降魏國,也是稱臣,與其向小國稱臣,不如向大國稱臣,以免受再辱之恥。至於南下,也不是好辦法。首先,大敵逼近,人心離散,恐怕無人願意南行。再說,魏人此行誓在滅蜀,陷落成都也不會放棄南下追擊的機會。況且南中諸夷,平時猶不安定。如果據守此地,增征貢賦,也就會激起他們的反叛。所以,乘沒有勢衰力竭的時候投降魏國,可以得到優待。這是唯一明智的選擇。譙周的主張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團的普遍情緒。他們早已對蜀漢政權失去了希望,認為這一外來政權,給他們帶來的只是災難,從未有過任何的好處。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職務不久,譙周曾與蜀郡學者杜瓊一起散佈過曹魏代漢是天意的言論。後來,譙周屢次在劉備、劉禪的名字上作文章,說什麼:「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備矣,當授與人也」(《三國誌·杜瓊傳》)。意思是講,蜀漢政權的壽命在劉備時代就該結束了,劉禪只有等待被別人消滅的分了。經過譙周的反覆勸說,劉禪聽從了降魏的建議。由於譙周主降有功,司馬昭封他為陽城亭侯。晉武帝代魏後,譙周幾次被加官,歷任騎都尉、散騎常侍等職務。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他病死在洛陽,終年六十九歲。

後世的許多史學家對譙周誘勸劉禪不戰而降的作法,給予了指責。孫盛在對蜀漢實力進行分析之後,認為當時如果沒有譙周的勸降,蜀國是不會滅亡的。

儒學大師史學大家

據《三國誌·譙周傳》記載,譙周生前撰寫學術著作多種,計百餘篇。之後,這些著作陸續散失,到唐初作《隋書·經籍志》時,時人所見的書目只有《論語注》(十卷),《三巴記》(一卷),《譙子法訓》(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經然否論》(五卷)五種了。《論語注》和《三巴記》兩書,今不存。現在能夠見到的其他三種,且都是後人的輯本。《譙子法訓》,原書亡佚。明人陶宗儀、清人嚴可均各錄有輯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齊交篇》有篇名外,餘者皆為散條。此書以有關道德修養、男婚女嫁、治學自力等方面的內容為主,屬格言性質的書籍。

《五經然否論》,原書亡佚。朱彝尊、馬國翰等人皆有輯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羅最多,計七條。僅就輯錄所知,該書以詮解古代禮儀制度的內容為主,屬典制一類的著作。《古史考》,原書亡於宋元之際。清人章宗源據諸書輯錄一卷,得九十一條。該輯本刊於平津館叢書之中,書前有孫星衍序文一篇。這是一部古史考證性質的書籍,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據《晉書·司馬彪傳》記載,譙周撰寫此書的主要目的是為司馬遷的《史記》糾謬。譙周認為《史記》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內容採用民間傳說和百家之言,因此與經典文獻的出入較大。他憑據舊典,對此一一進行了訂正。以後唐朝人把它歸在考史書類,作為附錄與《史記》並行於世。它的許多成果被後來的《史記》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為章氏輯本的主要依據。《古史考》對《史記》的考證、評述甚詳。清人姚振宗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講:「是書專為考《史記》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駰的《史記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產」句下引干寶語云:「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這條材料證明,只有當譙周以為作者妄記處才廢而不論,可見姚氏的說法並非妄斷。《古史考》對於《史記》的研究,大致有這樣幾種情況:第一是對史記的某些記載提出懷疑。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把公伯僚列為孔子的弟子。譙周認為有誤,說:「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雲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賢之數,蓋太史公誤。」第二是對某些史實給予補充和解釋。如《蘇秦列傳》中,蘇秦嫂有「見季子位高金多」語,譙周補充說:「蘇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為季子」的解釋更為合理。對《齊世家》中「太公望呂尚」句,補充說:「姓姜,名牙。」對於呂尚的經歷,補充說:「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在《張儀列傳》中有「苴蜀相攻擊」句,譙周解釋說:「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第三是對某些歷史事件進行評論。如對呂不韋以千金行賄事論說道:「以詐獲爵,故曰竊也。」對司馬遷說「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評論說:「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其實,《古史考》所涉及的內容不止是《史記》,據章宗源講:「(古史考)又兼及後漢事,不獨糾遷書矣。」總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對後世歷史考證學的發展影響很大。只是原書亡佚,後人已難看到它的全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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