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完整記載周瑜史實的《三國誌》作者陳壽(233—297)本身就是三國時代的人，在蜀漢時期和蜀漢滅亡後，他曾先後擔任著作郎、治書御大史等官職，對「當代歷史」相當熟悉，而且親聞筆錄史實甚多，由於年代相近，故而采事更近真實;稍後的北魏學者崔浩就曾高度讚揚《三國誌》「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距陳壽僅百餘年的裴松之曾為《三國誌》作注，「事多審正」——這是裴松之對《三國誌》中體現出的求實態度的精闢概括，是對陳壽「不溢美、不隱惡、據實修史」的高度讚揚。由此可以推斷，《三國誌》中的周瑜形象比較忠實(或接近)於歷史人物的真實。而成書於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系公元1330年—1400年間人，比陳壽晚了千餘年。他對三國歷史人物的評價，帶有「尊劉抑曹」強烈傾向，這是已延續千百年的封建正統觀念使然。
所以，他在創作《三國演義》時，對蜀漢人物(尤其是諸葛亮)大加褒揚讚頌，對曹魏集團人物極力貶斥，對孫吳集團則是有褒有貶。對於周瑜，羅貫中是將他作為孫劉聯盟時期的「障礙」、作為諸葛亮的「陪襯」或「反襯」來寫的，故極力渲染他的「狹隘」一面，甚至虛構周瑜的智拙計窮，以突出諸葛亮的足智多謀。如此貶抑多多，包括說周瑜「氣量狹小」云云，就不足為怪了。當然，他筆下的《三國演義》，畢竟采錄了《三國誌》中大量的史實，不過又輯錄了千餘年間有關三國人物的大量傳聞軼事、民間說唱、戲曲話本方面的內容，所以民間文學的色彩濃重;再加上他大量的加工塑造與虛構創作，包括移花接木、無中生有、巧妙生發、杜撰想像，所以，便離歷史真實有了相當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