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詐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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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趣話

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詐詭秘

    任天下之智力——曹操與人才群

曹操和袁紹起兵對抗董桌時,兩人之間曾有過一次頗有意思的對話:

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

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

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觿,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

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三國誌·魏書·武帝紀》)

三國時代群雄角逐的一個顯著特色就是人才的較量,每一個強大的政治軍事集團的崛起無不以優秀人才為後盾;沒有人才優勢,也就無所謂事業上的成功,曹操對此深有體會:「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同上)

在如何吸引和任用人才問題上,曹操「雄」、「奸」並存的雙重性格也得到了明顯的反映。

早在創業之初,曹操就非常中重視網羅人才;建都許昌之後,又一再下達「求賢令」,以朝廷的名義招納賢士,試圖把散落在民間的人才都聚集起來。

在選擇人才的標準上,曹操以其政治家的獨特氣魄,一反過去以門閥和名氣取人的傳統標準,主張不拘一格,「唯才是舉」。著名的《八月令》竟然明確地提出要起用那些「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這是對以門閥品第為唯一標準的傳統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衝擊。對於曹操「識拔人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的選才標準,連宋代保守主義政治家司馬光也給予了積極的評價。

羅致到了人才,還有個如何任用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曹操亦有獨到之處,這就是清人趙翼所概括的「以權術相馭」。至於具體的做法,趙翼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蓋曹操當初起時,方欲籍眾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楊阜所謂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勢位已定,則孔融、許攸、婁圭等,皆以嫌忌殺之;荀彧素為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甚至楊修素為操所賞拔者,以厚於陳思王而殺之;崔琰素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殺之;然後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從前之度外用人,特出於矯偽,以備一時之用,所謂以權術相馭也。(《二十二史札記》)

曹操在創業之初,需要人才幫助打天下時,他可以虛心納士,和劉備、孫權一樣對有用之才極盡禮遇。曹操厚待劉備、關羽的事情是盡人皆知的,其實他給予自己重要的謀臣將士的優待遠在劉、關二人之上,故大多能得人死力。

尤為難得的是,曹操在創業之初能用度外之人,即對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記前嫌,即使是仇敵也不念舊惡,不加報復,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博大胸懷和恢弘大度。

例如官渡之戰後,發現許多「許下及軍中人」與袁紹暗通的書信,有人提出要查清之後收而殺之,曹操卻說「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同上),遂命「皆焚之」。

又如陳琳,原是袁紹的部下,曾為其起草討曹檄文,直罵到曹操祖宗三代。但歸附曹操之後,仍然受到重用,並未遭受報復。

再如張繡,與曹操有殺子之仇。但張繡歸降後,曹操不計前嫌,仍拜他為揚武將軍,並結為兒女親家。官渡之戰中,張繡力戰有功,後又擊破袁譚,曹操論功行賞,增邑二千戶,其他「諸將未有滿千戶者」。(《三國誌·魏書·張繡傳》)

然而,曹操對於人才的恩惠、友誼和禮遇、寬大等都直接服務於其政治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確,籠絡人心、以讓人才為其所用;一旦達不到這一目的,或者過去倚仗的人才對其產生了異心,那麼就毫不留情地加以剪除。

曹操智囊團的首席人物荀彧的遭遇就很能說明問題,他「棄紹從操」之後,在政治方面給予了曹操很大的支持,曹操也與他頗為投緣,甚至稱讚其為「吾子房也」。但荀彧自幼受儒家禮法教育,畢竟心存漢室,他之所以為曹操出謀劃策就是希望能通過曹操「削群雄,以匡漢室」,所以當他看到曹操權位日高,欲加國公和九錫時,便和曹操在政治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他明知曹操有僭越之心卻不肯附和,這就成了曹操實現個人野心的絆腳石,於是遭到嫉恨。關於荀彧的結局,有人說是被曹操用藥酒毒死,也有人說是受脅迫而自殺身亡,總之是不得善終。

像這樣先受禮遇後遭忌殺的自然並非荀彧一人,還有不少早年曾為曹操的統一大業建立功勳的人,到後來卻不得不通過迴避隱退以求自保。曹操的重要謀士參謀程昱就以「知足不辱」為由,自動交付兵權,乞求退休;而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何夔見「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便「常畜毒藥,誓死不辱」。這些史實都說明在曹操後期的高壓政策下,他的臣屬們進退維谷,忐忑不安的心理狀態。

因此,將曹操對人才既任用又猜疑的態度比照起來看,他在人才問題上奉行的其實是實用主義的方針。為了建立統一天下的王霸事業,他重視人才、禮遇人才,表現了他有囊括英才的雄才大略和容納人才的恢弘大度;但是為了維護個人的絕對權威,他又猜忌、枉殺人才,表現了其在人才問題上奸詐詭秘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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